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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年,意外里的意外,毁了一个王朝

2023-08-02 11:04

辛亥年,武昌发生的那点事,是一场意外,意外里的意外。这场意外,毁了一个王朝,像扳道岔一样,把古老的中国,扳到了另一个轨道上。

还有一场未遂的武昌起义

1911年10月10日夜里武昌新军工程营发生的起义,之所以发生,虽然此前有革命党的某些安排,但事到临头,实际上只是士兵的自发行为,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但是这样的偶然性,最终能够成事,其实也是偶然。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此前的9月24日夜里,武昌新军驻扎在南湖的炮队,也发生了一次士兵自发的偶然性起义,但是,枪响了,并没有像后来10月10日一样,引起普遍的响应,因而悄然流产。

事情是这样的。据当时的报道,湖北新军炮队第八标(团)三营,有一些老兵服役期满,遵命退伍。由于这些老兵资格老,人缘好,所以,大家给他们摆酒送行。9月24日这天夜里,目兵汪锡九等正在和昔日的同僚饮酒,一些丘八,喝到兴处,未免大呼小叫,出言不逊,让长官听了不爽(也有一种说法,是说喝酒是为了汪锡九等人请假离营)。该队的排长刘步云一向跟汪锡九等人不睦,上前干涉(几乎跟10月10日工程营发生的事一样,出来干涉的也是一个排长)。退伍老兵一向比较横,以前听人管也就罢了,现在马上就要离开军队,还要受这个气,怎么可能忍?加上这些人原本就跟革命党有联系,就更加难以克制。于是双方由争吵变成打斗。众兵士起而打开军械房,取出马枪十几杆,向军官室轰击,但是,枪里的子弹,都是有药无子的训练弹,伤不了人。这些人一不做二不休,拖出快炮三尊,准备大干。但由于新军的炮与炮弹是分开的,有炮无弹,他们又去抢弹药库,急切之间,砸不开库门。后来镇压的马队来了,起事的士兵,只好弃炮而逃。马队追及,汪锡九跟他们说,大家都是兄弟,相煎何急?马队士兵也就退了。

事闹出来之后,革命党曾经一度想提前发动。但考虑到准备不足,而且事起突然,有点像是老兵使酒闹事,瑞澂和张彪昏聩胆小,未必会真的深究。所以,只是安排两个领头的士兵逃走,没有进一步的动作。果然,瑞澂和张彪得到消息之后,宁肯相信事发偶然,不过是退伍老兵酗酒闹事,遂开除了几个人的军籍,息事宁人。

南湖炮队的事,跟工程营发难,仅仅相距十五天。若论革命形势,其实没有什么两样。两者也都没有革命党的有意布置和领导,都是自己发难,也都开了枪。后者群起响应,而前者,大家都做壁上观,顶多跟着喊几嗓子起起哄。两个事件所差的,只有一个东西,那就是情势。

俗话说,形势比人强。俗话说的这个形势,就是我说的情势。这个情势,事实上是清朝的湖广总督瑞澂和革命党人一起造出来的。

10月9日这天,革命党人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的据点试验炸弹,不慎爆炸,据点暴露。张皇的革命党人,把所有的名册、文告、旗帜甚至武器和资金都丢给了清吏,导致瑞澂全城大搜捕,多个据点被破获,二十多人被捕,剩下的革命党领袖纷纷逃走。彭楚藩、刘尧澂和杨洪胜牺牲,三人的人头,被示威性地挂在了城头。瑞澂和张彪将要按图索骥的流言,传遍了整个军营。这就是工程营发难的情势,有了这个情势,起义才会一呼百应。

我们知道,任何一种造反或者起义,都需要有动员。动员的力度越大,成功的把握才越大。但是最好的动员,莫过于形成一种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的造反起事,发动者往往需要制造谣言的缘故。10月10日的工程营起义前夕,人人自危的气氛,第一来自革命党失手,第二来自瑞澂的处置失当,而两者奇妙地构成了完整的逻辑线条,不由人不信。事实上,瑞澂和他的幕僚,还真的考虑过按图索骥,按党人名册搜捕,所以,流言不为无因。流言一起,又没有有力的措施安抚,人心就瓦解了。在工程营发难前夕,据报道,张彪已经布置各营管带,凡营中喜阅新书报、言大气昂及剪辫之兵,一律开除,派人押送回原籍。并且严禁各营队之间士兵来往,不许士兵五人以上聚谈。虽未及实行,但却平添了紧张气氛,让士兵从军官们严峻的表情和鬼祟的行动中,“印证”了按图索骥的真实性。事实上,新军固然有不少革命党,但没有想象得那么多,至少,军官中的革命党相当少,只要响应者不足够多,是可以弹压的。可是按图索骥的流言一起,不仅新军中所有没有逃走的革命党人感觉到了死亡的威胁,那些跟革命党人有过交往的人,也人心惶惶。不动是死,动一动,说不定还会有活路。按一个革命党人的说法就是,“起义亦死,不起亦死,等是死耳,与其为瓮中之鳖,毋宁铤而走险”。这是兵法上“置于死地而后生”的局面,是一个典型的陈胜吴广起义的情势,历史告诉我们,这样的局面,士卒很有战斗力。从这个角度看,起义若按革命党部署的计划进行,革命还真的未必能成功。因为武昌起义成功之后,作为原来的革命领袖之一的刘公说,当初他们动员新军士兵,好多人虽然有心革命,但一落实到具体行动,就会犹豫。因此他们甚至想过用炸弹来威胁这些士兵,如果不参加,就会被炸死。

有心栽花花不成,无意插柳柳成荫,自古如此,不绝于书。武昌起义,也许就是这样一个历史结果。

芝麻开门

武昌起义之前,革命党人并不看好武汉,很大的一个原因是他们认为武汉属于四战之地,起义发动,即使成功,也易于遭致四面围攻,坚持不下来。没想到,这个中心开花的起义,不仅守住了,而且最大限度地把革命辐射开来,一举大获成功。其中除了满人亲贵自毁长城,汉人官僚不乐帮忙的原因之外,很大的一个因素,是革命党人意外地撞上了一个有钱有枪的宝库,喊了一嗓子“芝麻开门”,门就真的开了。

当时武汉的新军,共计一万一千多人,巡防营不多,基本可以忽略不计。起义前,大约两个标(团)调往四川镇压保路运动(其中两个营在宜昌)。剩下的部队,不到万人。起义爆发,有五个营和两标——一个骑兵团和一个旗人组成的团没有响应起义,而起义部队,不过两千余人,加上后来加入的陆军小学的学生和零散的士兵,当事人回忆说有四千人,但实际上大约也就不到三千人。只是,起义军比较凶悍,未响应起义的部队,不是被消灭(旗人团),就在跟着镇统制(师长)张彪做了一些零星的抵抗之后,自己散掉了,并没有对起义军构成威胁。但是,武汉这么大,仅凭着三千人,要想守住,几乎是不可能的。按情势势必要扩军,扩军就得有钱,有枪。在当时情况下,没有人会不拿钱来当兵的,靠革命热情是没戏的。因为起义的三千人,有理想和热情的,还不足半数。非常幸运的是,瑞澂留给起义者的,是一座有大量现金和武器的城市。藩库(布政使的财库)里有存银一百二十余万两;铜币局存现洋七十余万,银八十余万两,铜元四十万;官钱局有铜元二百万,官票八百万张,未盖印的官票两千万张,洋元票二百四十万张,库银二十万两,现洋三十万元,湖北财政存款总计有四千万余元。而且,汉阳兵工厂里,还存有大量的报废的铜炮,可以用来铸造铜元。钱不成问题,光有钱,没有军械,扩军也难。但是,湖北自打张之洞编练自强军起,到武昌起义时,已经有二十余年的历史,历年购置的武器非常多。从德国买的七九毛瑟枪一万余支,从日本买的六五步枪一万五千支,加上中国最大的兵工厂在汉阳,汉阳造的步枪有好几万支。这些枪除了装备军队,大部分都存在军火库里。库里还有一些山炮、野炮和要塞炮,唯一的遗憾是没有太多的马克沁机关枪。这样大批的枪械,装备几个师都绰绰有余。就这样,起义军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扩充到了五个足额的协(旅),原来的三千人,几乎都做了军官,起义时仅仅为正目班长的熊秉坤,摇身一变,就成了协统(旅长)。起义军在短时间内,就发展到两万多人,是起义前整个武汉军队的两倍还要多。起义的第四天,革命军就自称有八千人,而外界则传说他们有二万五千人。

尽管在今天看来是具有充分正当性的革命起义,但当初也没有多少人自愿投身进去,只要是招人当兵,就得发军饷。军官由于都是原来具有革命热情的,钱可以少点,无论官大小,一律每月二十元,但士兵却不能少,每人每月十元。在这些人看来,即使参加革命,也无非当兵吃粮,找个挣钱养家的职业。从当年留下来的老照片看,好些革命军的士兵,脑袋后面还拖着辫子。当然,这样的新兵,没有经过训练,大部分的士兵,穿上军装,连装弹和射击都不会。当时就有人认为标志辛亥革命爆发的起义是,这样扩军,人虽然多了,但老兵分散在各处,战斗力很可能还不如原来那三千人。可事实证明,恰是这样的扩军,成了大事。因为整个国家还处在不怎么会打新式战争的状态,所有的新军旧军,都没有经过战阵,一提到打仗,首先想到的就是武器、兵员。一听说武汉的起义军已经有了五个协,湖南和江西的巡抚,立刻感觉自顾不暇。听话的河南人,派了两个营的新军加一个巡防营来到武汉北边,领兵人一听说起义军人数众多,吓得一枪都不敢放,马上派人跟起义军联络,诈称投降,虚与委蛇。一直拖到10月底,北洋军两个镇到齐,清军的反扑,才算正式拉开序幕。在这半个多月里,在上海、天津、北京的报界鼓噪下,全国上下,不是人心惶惶,就是欢欣鼓舞。临近的湖南和江西,也先后独立。内地十八个行省中有十四省先后独立,清朝大势已去。显然,如果清军在起义后马上反扑,起义军能不能守住武汉,很难说的。而清军之所以没有这么做,非得准备充分,调集了充足的兵力才动手,很大程度上,是顾及扩军之后义军的规模。义军那实际上没有什么战斗力的五个协,充分地起到了吓阻清军的作用,给造反者留足了空间和时间。当然,这样的义军,在日后跟北洋军的战斗中,肯定是不中用的,即便来了革命党号称知兵的领袖黄兴来指挥,也只能节节败退。但这不要紧,只要举国皆变,北洋军一地的胜利,也救不了清朝的性命。曾经做过鄂督的清朝大员陈夔龙后来感慨说,在事变之初,他曾提议派兵火速平乱,但中枢久拖不决标志辛亥革命爆发的起义是,失去良机,事遂不可为。其实,朝廷火速不了,有武汉金库里的银子的功劳。

(摘自《辛亥:摇晃的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版,定价:29.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