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黄彰健、孔祥吉、茅海建等一批学者的不懈努力，戊戌维新史已经渐次摆脱了梁启超所构建起的思想史色彩过于浓厚的叙事，许多材料被发现，许多档案被解读，许多细节被重构，读者应该可以提出重写一部戊戌维新史的要求了。
光绪戊戌年八月初六日（1898年9月21日），上谕宣布慈禧太后重新训政，随后清廷发布了一系列的人事命令，并取消了此前公布的绝大部分新政措施，戊戌维新宣告失败。作为变法的主要推动者，梁启超、康有为被迫先后流亡日本。当年，他们开始陆续写出戊戌维新的历史，变法运动的第一份纪事本末就是梁启超作于此时的《戊戌政变记》。
《戊戌政变记》的部分内容在1898年下半年发表于《清议报》，1899年正式出版单行本。它由当事人亲手所写、又是事后出现的首部系统性史著，所以一直在戊戌维新史的研究中占据最重要的地位。但是根据学者的研究，《戊戌政变记》的写作缘起，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回应当时舆论对于康梁的种种议论，尤其是清廷对他们师徒二人的指控，并以此争取各方支持，所以它带有强烈的政论性质，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史学作品。（戚学民：《〈戊戌政变记〉的主题及其与时事的关系》，《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6期）
但梁启超史笔如椽。他除了以局内人的身份记下许多内幕和秘闻，还通过勾连史事、追溯既往，一手建立了关于戊戌维新乃至整个光绪朝变法运动的宏观框架。这个框架的要义有三点：
第一，康有为是变法运动的核心人物，康有为及其群弟子的个人奋斗史即是变法运动的主干。《戊戌政变记》第一章名为《康有为向用始末》，将康有为定位为辅佐明主的忠臣贤士，而将康有为的历次上书抄录于前，以明变法渊源。在附录《改革起原》中，梁启超从公车上书讲起，称“盖中国人向来闭关自守，绝不知本国危险之状，即有一二稍知之者，亦以为国家之祸，与己无与……吾国维新之起点，在于斯举，而新旧党之相争亦起于斯矣。”这一论断堪称截断众流，自我作古。
第二，变法时朝中力量分维新与守旧两派，分别以光绪和慈禧为其首脑，两派角力的过程贯穿始终。梁启超把康有为与光绪帝绑在一起，尽力将光绪塑造为锐意改革的明君，以代表维新运动中的光明力量，除了在《戊戌政变记》中以大量的篇幅渲染光绪的改革决心之外康有为的维新思想，他还专门写了一篇《光绪圣德记》，指明若非西后之阻挠，则新政必成。至于守旧一派，则由慈禧掣肘于上，群臣敷衍于下，帝后既不睦在先，康有为复遭慈禧之嫉恨，两两相激，遂成政变之局。
第三，除光绪皇帝及康梁数人而外，无一人赞辅维新，维新失败的原因即在于此。《光绪圣德记》说：“枢臣中皆守旧庸懦，无一通古今中外之才，无一人愿赞维新，并无一人能备顾问者，乃至内外诸大臣皆然”，光绪皇帝事实上“无权无助而行政九十日之多”，所以维新运动之失败，确由于守旧力量之强大、进步势力之孤立，而非如许多人（包括当时不少日本政治家）所认为的那样，是由于维新的措施太过激进。梁启超特别指出，虽然维新诏书雪片发下，但督抚应者寥寥，绝大多数地方官则充耳不闻。
梁启超所描述的戊戌维新图景，与传统中所谓布衣卿相的模式颇为符合。康有为以一介布衣读书海陬，因缘际会而崛起垄亩，幸而遭遇明主，得到机会推行其政治理想，不幸而明主无权，母后顽固康有为的维新思想，终至于失败而流亡海外，是一位虽败犹荣的悲情英雄。至于梁启超本人，作为康有为的首席追随者与历史的记述者，也在这幅图景中获得了不可替代的位置。
《戊戌政变记》虽是梁启超的著作，但考虑到当时两人的关系和处境，它的发表显然经过康有为的首肯，而且与梁启超写作《戊戌政变记》的同时，康有为也在写他自己的传记——《我史》（即《康有为自编年谱》）。两两对照，《我史》中暗示的戊戌维新史框架，与《戊戌政变记》如出一辙，而在渲染康有为本人在变法中的核心地位方面，比之《戊戌政变记》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史》是自述性作品，在表达心迹上更加方便。在这部夫子自道之作的结尾，康有为写道：“吾以一身备中原师友之传，当中国政变之事，为四千年未有之会，而穷理创义，立事变法，吾皆遭逢其会而自为之。学道救人，足为一世；生本无涯，道终未济。”这段话足见康有为推倒一世担当万古的胸怀，也显示出他以道救世的自我定位与自我期许。
康有为的说法比《戊戌政变记》有所推进，那就是他极力将自己推动维新的动力归因于学术造诣，是戛戛独造的读书心得造就了康梁们的孤忠闳识，是“中原师友之传”给了他们立事变法的能力，是古圣先贤所传之道给了他们立身朝堂指斥天下的勇气与根基。
既然康梁鼓动维新的原动力来源于其学术立场，因此围绕变法运动的争夺自然也就变成思想之争。所谓“维新”与“守旧”，康梁描绘出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实质上不就是思想之争吗？尽管其中也掺杂了慈禧与光绪的私人恩怨，以及守旧大臣的利益回护，但归根结底在于官智未开、新旧对垒，而戊戌维新的失败，既是康梁个人事业的失败，更是维新思想的失败。
戊戌变后，康梁经过一段相濡以沫的短暂时期，终于渐行渐远。梁启超开始他的著述生涯，1902年他作《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正式将康有为一系纳入中国思想史的主流脉络中，而将乃师的面貌形容为今文经学的最后大师。在梁启超所描绘的思想变迁大势中，所谓“最近世”的标志，就是“西汉今文之学”，今文学的前期代表，乃是龚自珍、魏源，但今文学并不必然带来新思想，直到康有为出，方对畴昔之旧观念“施以根本的治疗”，于是思想界发生大变。
1920年，梁启超作《清代学术概论》，同样以今文学为晚清新学术之中心，又以康有为为晚清今文学之中心，公羊学所谓“张三世”、“通三统”之说，“有为政治上变法维新之主张，实本于此”。这是在他自己已经“绝口不谈‘伪经’，亦不甚谈‘改制’”之时，仍在努力渲染戊戌维新在思想史上的意义。
又过了三年，梁启超在清华开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不但把这个意思说得更加透彻，而且还明白提到旧势力的代表人物：
那时候新思想的急先锋，是我亲受业的先生康南海……惊动了一位老名士而做阔官的张香涛，纠率许多汉学宋学先生们，著许多书和我们争辩。学术上新旧之斗，不久便牵连到政局。康南海正在用“变法维新”的旗号，得光绪帝的信用，旧派的人把西太后拥出来，演成“戊戌政变”一出悲剧。表面上，所谓“新学家”完全失败了。
按照这里的说法，戊戌维新期间，政治上的进步与保守之争，根源于学术上的新旧之斗，而旧派之大头领、戊戌政变之大反派，则是张之洞。
二
茅海建这本《戊戌变法的另面》，副标题作“‘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内容是作者阅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藏张之洞档案的治史心得。这批档案的主体由当年张之洞的幕僚许同莘编辑《张文襄公全集》时所依据的原始材料构成，再加上近代史研究所历年购藏，是最大宗的近代人物档案之一。
张之洞档案涉及方方面面，关于戊戌变法的部分并不很多。茅海建认为，康有为、梁启超的说法代表了戊戌变法史的“正面”——尽管这个“正面”有许多缺损、夸张和不实，但毕竟是最重要的第一手资料，而且经过学者们的辩证和考订，这一面的史料批评工作已经积累了相当的成果。不过戊戌变法除了康梁所描述的“正面”，理所当然还应当有许多“侧面”，但是限于材料，我们今天能看到戊戌维新其他面相的机会并不很多。
正其如此，“张之洞档案”中的资料就显得尤为重要。但档案并未整理出版，一般读者阅读不易，所以作者在书中不避繁冗，长篇征引史料，在提供卓越史识之外，亦有意向学界展示这批档案的大致面貌。更重要的是，档案的难读之处不仅在于杂乱，还在于可能会受到初次整理者的误导，研究者常常要对档案的时间或人物进行重新考证。
“张之洞档案”中透露出的这个戊戌维新的“另面”究竟是何种面貌呢？从《戊戌变法的另面》所提供的解读来看，大致有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张之洞与康有为一系在政治理想与人事关系上都有许多重合。张之洞对于以“伪经”和“孔子改制”为代表的康氏学说极为反感，但他对于当时国家形势的认识及所提出的政治变革的设计方案，与康有为却有诸多相似，以至于张之洞在戊戌年抛出的、以批评康党为宗旨的《劝学篇》，竟会被误会为支持康梁改革路线的宣传品。
在戊戌六君子中，杨锐与刘光第之于康党是相对比较游离的。杨锐与张之洞极为亲密，作者根据档案的记载，认定杨锐事实上是张之洞的“坐京”之一，在京中为张之洞提供政治情报。戊戌维新期间，杨锐有多封密电密信发给张之洞，张之洞也有不少指令下达给杨锐，包括直接请杨锐干预具体的政治事件。政变爆发后，杨锐的被捕大出张之洞的意外，他原以为政变只是针对康有为，没想到竟波及到自己人身上。张之洞随即发动一切关系极力营救，杨锐仍与其他六人骈戮于市，造成他心中一块绝大隐痛。然而后来康有为出于政治目的，竟称系张之洞请杀六君子以避党祸，几乎坐实张氏的反派地位。《另面》发掘这段秘史，足以当作者自序中所谓“史料的发现真是让人惊心动魄”之语。
第二，到了百日维新阶段，张之洞与康梁一派已成政敌，但学术分歧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政治。初见康梁之时，张之洞对这两位青年才俊都相当欣赏。光绪二十一年张康初识于南京，两人甚为投契，随后康有为赴上海开办强学会和《强学报》，张之洞是最大的金主。但由于康有为以《强学报》为宣传康学之阵地，在报纸上使用孔子纪年及公开刊登廷寄，张之洞认为这类似于政治挑衅，导致张康二人的决裂。
后来康梁进京，参预变法，张之洞及张氏幕中对于康学大张痛心疾首，但这并不代表张之洞之批评康党纯粹出于学术上的原因。《另面》第一章追踪张之洞的子侄于变法期间从京中寄给张之洞的密信，表明张之洞对其时京城中的政治动向不仅极为关心，而且拥有完备的情报信息网，更利用《劝学篇》大举介入北京的舆论场。作者说：“张之洞及其一派与保守的徐桐、刚毅之间的距离，远远短于与康有为一派的距离；张似还能与徐、刚在政治上合作，而绝不可能与康合作，这不仅是学见、政见的差别之所致，更是政治力量对比的强弱之所致——他们并不看好康有为一派的政治前景。”（130页）对于张之洞这样的官场老手来说，无论政见分歧如何，政治利益上的计算才是决定行动的最重要因素，而张、康在政治上的分歧，并不是新旧之分、要不要变法之分，而是变法的策略之分、步骤之分、主持者之分，然而，由于双方个性之强、政治地位之微妙，却使得这种分歧甚至大过维新与守旧之分，完全打消了双方合作的可能性。
第三，除康梁在北京层面推动维新以外，张之洞、陈宝箴等地方大僚也对维新事业倾注了很大心血。由于陈寅恪的证词，陈宝箴长期被看作变法维新的另一个源头，但陈本人并未留下足够的档案，造成相关研究的先天不足。茅海建从张之洞档案中发现，张之洞与陈宝箴关系甚深，张对湖南维新运动的作用亦不可忽视。
湖南思想守旧，士风悍厉，维新运动十分艰难，却与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等维新党人关系甚深，上下瞩目。早在戊戌之前，张之洞与陈宝箴一任湖广总督，一任湖南巡抚，就有很密切的合作关系，在铁路、矿产、兵器等新兴事业上互相配合，相安无事。到了1897年，湖南学政创办《湘学新报》（后改名《湘学报》），报端出现“素王改制”之说，引起张之洞的极大不满，多次电令干预，这自然源于张与康的学术分歧。变法期间，康有为上奏改革科举、废除八股，陈宝箴得信后致电张之洞，建议速上改革科举的奏议。双方文电往来，最终的奏稿系针对康学而发，终为光绪帝所采纳，但其中抵制康有为的用意却少有人知。陈宝箴与张之洞一样，对变法维新的激进改革颇为不满，百日维新末期，他力荐张之洞进京主政，就出于对政治中枢施政能力的不信任。不料政局瞬息万变，政变发生以后，陈宝箴却为康党所牵连而遭罢职，直到去世。
张、陈二人与康有为学术不同、政见也有差异，更因康梁以微末的身份杀入墨守成规的官僚系统，搅乱一池春水而深感忧虑。在推动维新方面，他们与康梁既有交集，也有分歧，互不统属，有时还是竞争与斗争的关系，但从后世的眼光看来，无论是康梁还是张陈，都属于近代推动改革进程的人物，他们之间的对立不能简单地用新旧来概括。
三
大部分思想史家以给人贴标签为生。唯物的、唯心的，进步的、保守的，改良的、革命的，乃至狐狸的、刺猬的，救亡的、启蒙的，标签总是成对成对地贴出去，思想史就成了各式各样的两条路线或者两种风格的纠缠。戊戌维新一旦落入思想史的掌握，也难以逃脱此种标签化的命运。
在康梁笔下，凡是支持他们的，都是进步的正面人物，除此之外，则都是反面角色。这种逻辑支配之下，戊戌维新毫无悬念地变成了两条路线的斗争，帝党后党，维新派保守派，乃至康有为张之洞，都成了两条路线的表现形式。
但《戊戌变法的另面》告诉我们，无论张之洞对康有为和百日维新的政治举措有多少不满，他都不可能是戊戌变法反对者的总头目。之所以康梁一系有这样的描述，是把双方学术分歧无限扩大到政治领域的结果。
用不着强调，思想和学术的因素在戊戌维新中所起的绝大作用，康有为之所以招致大多数大臣的恶感，也与他不为时论所容的经学观点有着密切的关系。但过分强调思想分歧对变法运动的损害，一来回避了康梁一方对变法失败应负的责任，二来也粗暴地简化了当时的政治地图。事实上，思想或政治的分歧往往以光谱的形式存在，从浓到淡，从左到右，充满了大量模糊、重叠和渐变的暧昧地带，而那些影响到结局的事件，往往就发生在思想路线不那么清晰的区域。
梁启超当然无意将戊戌维新说成是单纯的思想史事件，但他的确有意淡化了造成戊戌维新发动直至失败的那些错综复杂的政治和人事因素，而将其简化为进步与保守两派的斗争。如此一来，维新失败的原因就不再是推动者举措失当，而是保守派的力量过于强大。梁启超是在用较为抽象的宏观框架解释戊戌维新史，当然无需措意于大量充满了计算和权衡的历史细节。
可是这个粗线条的解释影响非常大。举例来说，李剑农的名著《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初版于1930年，后来扩充为《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在论及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时就说，慈禧的反对固然是造成政变的原因，但一人之好恶不足以改变历史方向，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康有为的维新学说亵渎了圣典，触犯了一大部分经生文人的众怒”，他们制造舆论，并动员京城的卫道先生，才导致变法的失败。类似的说法在近代史的写作中已成定论。
康有为、梁启超都是近代中国历史上最热衷也最善于自我书写的人物，他们是戊戌变法的参与者，同时也是那段历史的第一记录者和首要研究者，后人对戊戌变法的认识受到他们的限制毫不足奇。想要突破康梁的宏观论述，就应当从历史细节入手，而要摆脱思想史取径的限制，就要考究政治史中的复杂纠葛。能够承担这两项任务的最佳史料，只能是档案。
康梁所描述的戊戌维新史是系统的、脉络化了的，而张之洞档案中体现出的戊戌维新史则呈史料的原始面貌，是零散的。综观茅海建关于戊戌维新史的研究，《从甲午到戊戌》为康有为的自编年谱做笺注，正面回应康梁所叙述的维新史事，《戊戌变法史事考》两册以清宫档案考订戊戌变法若干事件的细节，多从政治中枢的角度俯视戊戌维新，而《戊戌变法的另面》的考证集中于张之洞一系的视角，又是从一个侧面观察。几本书积累下来，已经改变了学界对于戊戌维新史的许多认识。
细节很重要，但它的重要性应该体现在能够改变我们较为宏观的看法上。作者在他的著作中不厌其烦地抄录档案，同时更大量的、不大能影响历史面貌的档案被屏挡在书外了。对于专业读者来说，自然应当感谢作者提供许多不易见到的材料，提示了许多原本被忽视的线索，但对于一般读者而言，仍不免会有向若之叹。
一方面是体例的关系，一方面由于研究的更新，我们有时会在这几本书中看到材料的重出和互见。这固然让我们体谅到作者著述的苦心，但有时也会感觉，历史的一些关节处已经到了可以互相勾连、彼此佐证的地步，关于戊戌维新的新的叙事和解释框架呼之欲出。
打碎旧框架不等于不需要框架，推翻旧解释才更加需要新解读。由于黄彰健、孔祥吉、茅海建等一批学者的不懈努力，戊戌维新史已经渐次摆脱了梁启超所构建起的思想史色彩过于浓厚的叙事，许多材料被发现，许多档案被解读，许多细节被重构，读者应该可以提出重写一部戊戌维新史的要求了。
思入微茫，须从繁琐具体的历史细节入手。古人说极高明而道中庸，但往往是道中庸方能悟高明，越接触到前人生活的实际，越能体会历史的广阔深幽。期待如茅海建教授一样的研究者们，能取道这些繁琐无趣的档案，在对事实予以精细考证的基础上，提出他们关于近代维新运动的高明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