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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内容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话说世界》20卷丛书
青壮年是维新变法的领袖，中国现代政治的开启者；
晚年却成了政治革命的反对者。
激进和保守集于一身，正是这位大变革时代风云人物的特征。
德国传教士卫理贤曾这样形容康有为：“一个非常和气的老头……由于他提倡孔教会，人们谈起他的时候，总是带着一丝微笑，称他为“新圣人”。但是却没有人去猜想，在这个白发圣人和蔼的笑容背后，燃烧着一种多么火热的激情。”这是一位精通汉学的德国人对康有为透彻的评价，虽然这时康有为已是风烛残年，并超脱地自称为“天游化人”。
1858年3月19日，广东南海（今广州）苏村一户康姓老宅中诞生了一名新生儿，当时没有人能料到，这个小婴儿后来在中国近代史上竟产生了划时代的作用。这个康姓宗族在南海并非等闲人家，而是一个有着七百年历史的士大夫家庭，世代书香，诗礼传家。
康有为出生地广东南海丹灶镇苏村
康有为生长在这样的书香之家，透过科举取得功名是他的传统人生之路。但康有为并不特别热衷功名，倒是对西学很感兴趣。21岁时，他到香港，敏锐的察觉到今天的西方人已经不是古代那种没有开化的夷狄，而是“治国有法度”的文明人。这个认识成为康有为思想的转折点，后来他一边走科举功名之路，光绪年间中进士；一边研读西学。1888年，他开始上书光绪皇帝，请求变法图强，从此踏上了维新变法之路。1895年“公车上书”时戊戌变法漫画，康有为的变法思想已经完全成熟。
康有为的一生最辉煌的功绩无疑是戊戌变法，实际上，在戊戌变法之前，康有为已经为变法做了很多准备。万木草堂办学，使变法思想得到了传播，培育了包括梁启超在内的变法人才；撰写《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使变法有了理论根据。“公车上书”事件突显了康有为的领导才能，使他在戊戌变法期间成为维新派当仁不让的领袖。
康有为以日本明治维新为参考样本的变法思想，对于主持戊戌变法的光绪皇帝有决定性影响。正是在他的影响下，变法有了比较明显的发展方向。康有为要求成立开议会、制定宪法制度局来改变专制政体的构想和实践，成为戊戌变法中最具爆炸性的内容，洋务运动开始的改革从此进入政治层面，成为中国近代政治现代化的起点。戊戌政变与光绪皇帝热心设立制度局（后改名为懋勤殿）有密切关系。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但在变法前后，变法思想和政治改革的思潮随着各种学会、报刊、学堂的传播，为后来清政府的“新政”和辛亥革命奠定了社会基础。
康有为书法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开始了他长达16年的流亡生涯。在此期间，康有为组织了保皇会，游历欧美诸国。但随着戊戌变法后的革命思潮日益高涨，康有为渐渐落在时代后面。他仍然抱着“虚君共和”即君主立宪的的思想，“保皇”和“保教”成了他余生坚定努力的目标。
康有为的“保皇”保的是清朝的皇帝，所以他反对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清朝皇帝，得到康有为的全力支持。张勋复辟失败，康有为真正成了他自诩的“亡国臣民”。“保教”也是康有为晚年最关心投入的事业之一，相继成立了多个尊孔的孔教会组织，并频繁进行祭孔活动。
康有为一生大起大落，在戊戌变法之前，无论思想或行动，他都是时代的先行者，一位具有号召力和个人魅力的领袖人物。但戊戌变法失败后，他却抱残守缺，跟不上时代的脚步，成为时代的弃儿。
梁启超从思想、性格及思维方式上找寻原因，认为此与康有为极其主观，并且极端自信、固执有关。这可以从康有为一生轨迹中得到验证，例如他在变法前持之以恒的精神，在变法中不畏后党戊戌变法漫画，保护变法的决心都可见一斑。但变法失败后，他对于光绪皇帝的感情和为之生死与共的变法，很难割舍，因此不顾面对现实，甚至还蔑视现实。
《康南海六十行乐图》 1917年徐悲鸿绘，作为康有为六十大寿的贺礼。
然而，即使是梁启超，对于一代伟人康有为的心境，也未必完全了解。也许1914年康有为流亡回国后，为新落成的湖南省浏阳谭嗣同（字复生）烈士祠写的对联，最能反映他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心中的块垒。
复生不复生矣；
有为安有为哉。
1927年，康有为病逝于青岛的住所——天游居，享年69岁。今天，天游居已辟为康有为故居纪念馆。缅怀追思者络绎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