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何绍基“碑眼帖心”书风的形成与意义
文 / 陈阳静
摘要：从清代书法史的整体格局中反观何绍基书法实践，可以看到他虽处在碑帖之争且碑学大兴的环境中，却不同于狭义的碑学书家。他崇尚碑学却不废帖学；他力追北碑但不废唐碑，并以唐碑为切入点融化碑与帖，兼容并收，他“碑眼帖心”的书法作品体现出其碑帖并重的艺术思想。
关键词：何绍基 “碑眼帖心” 篆隶遗意 碑帖并重
何绍基被誉为“有清二百年以来第一人”，不仅因为其在金石学方面的成就，还在于其最终走向了碑帖兼收之路。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之下，流传千年的帖学因为一线单传，加之清代馆阁体兴盛，使其走向了历史的低谷，碑学兴起。在此时能够正确看待碑与帖的关系的书家不多，能够在书法实践中做到碑帖兼容的书家更是少之又少，而何绍基正是在碑学兴盛的背景下，有着碑帖并重思想并作出实践的书家。他早年秉承家学，学习颜体与欧体，溯源篆隶、中年力追北碑，晚年倾心篆隶，形成“碑眼帖心”的书风面貌。
“力厚骨劲”的楷书
何绍基的楷书风格始终是以颜体为根基，中又加入欧体、北碑、《瘗鹤铭》等，晚年融入篆隶笔意，书风又有所改变。
他在唐欧阳通《道因法师碑》旧拓本的题跋中写道:“有唐一代，书家林立，然意兼篆分，涵抱万有，则前惟渤海，后惟鲁国，非虞、褚诸公所能颉颃也。”[1]他从唐人书法中发现了所追求的篆分意度，而此碑恰好与他的审美趣味相同。
何绍基将《道因法师碑》之险绝谨严融入分书遗意，加入颜体的圆润与灵动。欧体中笔画转折的锋利爽峻被浑厚的篆分笔意所替代，使得欧体的中偏锋产生的扁薄感荡然无存，而代之方劲直下的中锋用笔，凝劲之意跃然纸上。通过不断地临习，从中获益匪浅。何绍基一生涉猎广泛，在这一时期，除了上面所提到的外，他还对《瘗鹤铭》《黄庭经》《智永千字文》《曹娥碑》《洛神赋》《乐毅论》《信行禅师碑》等广为临习。何氏在这时期的楷书既具唐人法度，又兼六朝风骨。
其晚年多习篆隶，“篆隶遗意”的复古传统始终影响其去学书取法咸丰戊午年，也正是因为此学书经历也改变了其晚年楷书的书风。何氏曾说:“化篆分入楷，遂尔无种不妙，无妙不臻。”[2]可见这时候的体会已不同于早中年，此时的楷书已将三代两汉的篆籀之气融入楷书之中，有了气苍韵遒、遒厚精古之气韵。这个时期的楷书多见于大中楷。一八六二年，六十四岁所书大楷《留得铭词篆山石，相于仙侣集江亭》是《瘗鹤铭》集字之作，虽能看到颜、欧的影子，但整体气势浑厚淡宕，用篆隶的笔法表现楷书的结体，是其晚年楷书难得之作。一八六五年，所书的《邓石如墓志铭》又是另外一番面貌，其结体以颜楷为面貌，又有《张黑女墓志铭》的神韵，已达人书俱老之境。一八六五年，六十六岁题研生藏《李义山为金松园画扇头小景》诗篇，此时的小楷书法已没有了锋锐之气，用笔沉着，多中锋行笔，线条圆润骨劲，颇有篆籀之气，更多呈现出大气雄健、沉着肃穆的风韵，既有颜楷的端庄又有碑之沉厚。
“恣肆逸气”的行草书
行草书最见性情且包容性强，深受书家喜爱，何绍基也不例外，行草书最能体现其艺术成就。何氏承续家学，早期行书钟意于颜真卿，特别是对《争座位帖》，多以实临为主，为其后来行书风格的形成与不断演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传世有何绍基三十岁时为陈颂南通临的《争座位帖》，谭延闿对此临本曾评道:“道州书以晚年为极诣，然早年书心精力果亦非他人所能及几。此册为陈颂南先生临，尤为极意经营之作，是时正三十八岁也”。[3]与颜真卿原作相比，结构呈纵势开合，略显局促。早期何绍基的行书创作所以颜书为面貌，书风朴茂浑厚。
中期他未延王氏之风格，也未步邓石如、包世臣的后尘。其行草以平原《争座位》与北海《麓山寺碑》为根基，将秦汉篆隶、北魏碑刻熔为一炉，从形体、笔法等方面大胆突破。又掺北碑和墓志的险劲与奇趣，最终取得了成功，形成“恣肆逸气”的草书风格。他独创的“回腕高悬”执笔法逆、涩效果在线条中体现得更明显，篆分圆劲、厚重、朴拙的线条也促进其风格的形成。何绍基在中期所书的作品传世较多，这期间的作品有颜、欧融合之迹，在空间分割和点画上已经打破以前纯颜味的界限，点画在圆中掺入了方的成分，结体由宽转向紧结，突出横式，出现了风格上的转变。
何绍基在四十四岁所书的《游鼓山六首八屏》和四十九岁所书《书苏轼和子由论书卷》，既有《张黑女墓志铭》的沉着古雅，又有《麓山寺碑》的劲峭多变和《道因法师碑》的雄健劲挺。何绍基评《麓山寺碑》“沉着劲栗，不以跌宕掩其朴质，最为可贵。”[4]此碑兼锺、王、虞、北碑，方圆并用，跌宕有致，内紧外松，上展下收，有分书意。观何绍基临本可发现，何氏汲取的是此碑的沉着与朴质，与他临《争座位帖》一样比原碑帖更加厚拙，舍弃姿媚。在创作上前者颜味更浓，但与早期以颜体面貌为主的基础上融会两碑一志，有了极大的突破，同晚年所书潇洒从容的风格相比较，除了捺笔画和一些结字上略有生硬之外，前者多注重外形和技法，而后者偏重意和道的领悟与运用，不过这也为其晚期进入碑帖结合的艺术境界起到了必不可少的过渡作用。在作品中也使用了适量的涨墨和枯墨，使作品更富于层次和变化。此外，在用笔上也加入了裹笔逆锋，使作品呈现出如绘画般的皴擦效果。
“真行原自隶分波，根巨还求篆籀蝌。”[5]何绍基提倡以篆分入真行草，才是得古法，追古意。其晚期行书书风的变化主要得益于他对篆隶书养分的吸收，使他的行书线质更加老辣，更具篆籀气。获得了杨守敬、徐珂等人的赞誉，杨氏评其晚年行草书云:“何子贞以颜书为宗，其行草天花乱坠，不可捉摸。”[6]徐氏评其晚年行书云:『行体尤于恣肆中见逸气，往往一行之中，忽而壮士斗力，筋骨涌现。忽又如衔环勒马，意态超然，非精究四体，熟谙八法，无以领其妙也。”[7]徐氏此言道出了何绍基行书渊源。他的行书穿插了楷书草书，将篆隶融入其中、并参以北魏笔法，圆劲秀挺，显示出其飘逸洒脱、高雅古淡的书法风格。晚年作《落花诗册》，书体草、篆、分共冶一炉，烂漫神奇，看似无从认，近观趣味无穷。晚年行书作品《临苏书横披》，气韵生动，神完气足，潇洒蕴藉，极富篆籀意味，呈现出极具个性的书法风貌，可谓晚年得意之作。
“古拙奇趣”的篆隶书
何绍基的篆书作品以晚年居多，作品形式以对联、条屏为主。如为研生篆书七言联“鹤雏日长丹沙顶，岩溜时闻玉佩声”、《镜赋》八条屏、篆书论书轴等。
余廿岁时，始读《说文》，写篆字，......后见石如先生篆分及刻印，惊为先得我心，恨不及与先生相见。而先生书中，古劲横逸，前无古人之意，则自谓知之最真。[8]
由何绍基的这段自叙可以推知，他早年习小篆，见邓石如篆书和篆刻又悟古人之意，之后又引入行书笔意，自出新意，使得其笔下的篆书笔意苍老、线条疾涩变幻莫测，不同于清代邓石如、吴让之、赵之谦等书家的光滑秀媚。《镜赋》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秦篆与三代金文的笔意有意掺合，气韵灵动，洋洋洒洒、方圆并用，风格自现。只是，何绍基篆书风格过于强烈，后世习者较少，致使其篆书影响不及隶书。
何绍基晚年习隶书较多且极为用功，其孙何维朴曾有题跋曰:
咸丰戊午年，先大父年六十，在济南泺源书院，始专习八分书、东京诸碑，次第临写，自立课程。庚申归湘，主讲城南，隶课仍无间断，而于《礼器》《张迁》两碑用功尤深，各临百通。此《衡方碑》书于壬戌十二月，乃临《张迁碑》百通后所临者，未及数本。次年正月，即作岭南之游，七月始归，嗣后筋力渐衰，从游诸生日益众，校艺不遑，隶课亦因之少辍矣。[9]
何绍基隶书取法广泛，集众家所长为一体，并运用涨墨，中锋涩进。加之何绍基独特的执笔方法，形成了不同于他人的何氏隶书。后人学者较多，评价极高。沙孟海在《近三百年书学》中评价道:
何绍基各体书，隶书第一，真书还在其次。真书病在得太熟(应酬太多，亦其一因)，太熟了，无意中夹入通俗的成分进去，同时把那仅有的古意慢慢地消失了。他的隶字，还不至于熟咸丰戊午年，因为他比较少应酬的缘故。……他生平遍写各体隶碑，对于《张迁碑》的功夫最深。他的境界，虽没有像伊秉绶的高，但比桂馥来的生动，比金农来的实在，在隶家中，不能不让他占一个席次。[10]
杨翰在《息柯杂著》中描述何绍基的晚年状态为“晚年尤自课勤甚，摹《衡与祖》《张公方》多本，神与迹化，数百年书法于斯一振”[11]，时至今日，其隶书仍然是众多书家临摹的范本，这无疑是对何绍基隶书最大的肯定。
当回顾碑学运动的一百余年,我们发现何绍基在对待碑与帖问题上的睿智与胆识。事实证明，如果仅囿于碑学，书法的发展空间有限。康有为在晚年也意识到了碑学的不足，云:“吾不自量，欲孕南帖，胎北碑，熔汉隶，陶钟鼎，合一炉而治之。苦无暇日，未之逮也”。显然，康有为在晚年的反思得出的理想的学书路线次序,何绍基已经意识到并进入了实践阶段。也已经证实，自觉追求碑帖兼收的书家，往往看待书法的视野开阔，从而弥补了由于单一地取法碑帖所带来的局限。随着近现代考古事业的发展，新的文字遗存特别是写经、简帛、刻石之类的作品不断被发现，使我们获得了比前人更为丰富的资料，拓宽了的取法资源。面对这些资源，何绍基广收博取融会贯通的书学观念，为当今的书法研究与创作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注释：
[1]何绍基.何绍基诗文集[M].长沙:岳麓书社，2008:887
[2][4]何绍基.东洲草堂文钞[M].清咸丰七年刻本.
[3]马宗霍.书林藻鉴·书林纪事[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238.
[5]何书置.何绍基书论选注[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88:68
[6]杨守敬.学书迩言[G]//崔尔平.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上海书画出版，1993:743
[7]徐珂.清稗类钞[G]//马宗霍.书林藻鉴·书林纪事.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238.
[8]何书置.何绍基书论选注[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88:31.
[9]何绍基.何绍基临衡方碑[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63.
[10]沙孟海.近三百年的书学[G]//上海书画出版社，二十世纪书法研究丛书·历史文脉篇.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21.
[11]杨翰.息柯杂著[G]//马宗霍.书林藻鉴·书林纪事.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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