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考古学认为是否有文字，是文明的重要判断标准之一。然而为考古学家所普遍不知的是，中文“文字”一词是指两个东西，而非一个东西，是指“文”和“字”，而非象现代人所理解的，仅仅是指“字”。在中国文明中不仅有“字”，而且在“字”出现的很早以前，就有成熟的“文”了。也就是说，就记录符号而言，中国文明存在两套系统，两个阶段：文系统、文阶段，字系统、字阶段。这也是中国文明与人类文明史中其他任何文明的重要区别之一。

中文“文明”、“文化”，的核心就在“文”，是因“文”而明，用“文”去化周易本义标准，由于其他中国之外的其他任何文明中，都不存在文系统、文阶段，因此，也绝无中文意义上的“文明”、“文化”概念。

在中国的传统文献所保留的历史记忆中，不仅认为自文明伊始，就是有“文”的，也是正因为如此，才叫文明，没有文，何来文明。同时，还清晰地记得，从“文”到“字”的演变和扩展过程。“字”本身的字形就已经清楚地说明的了这一点。“字”的本义是在家中抚育孩子，用这个字，去指代文字之“字”，就说明“字”是孩子。是谁的孩子，是“文”的孩子。

“文”是字的基础和内核，“字”只是文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因此，“字”的出现对中国文明并算不上什么大事。同时，字的出现之于中国文明，也不是一个突然过程，而是一个由文到字的连续演变过程。字的出现之历史，也被清晰地记忆和流传下来，直至今天。

因此，对中国文明而言，字的出现绝非什么学术难题，翻翻传统文献，就能知道。许慎在《说文解字序》说：“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明确指出“字”与“文”之间的继承和连续关系。但是周易本义标准，对于西方而言，字的出现不仅是一个突发事件，而是首先出现字的文明本身也早已消失。就流传下来的文献而言，西方对字的起源并无任何记录，只是凭着考古发掘，才知道西方最早的字形态是楔形文字，出现在古两河流域。但在字之前，古两河文明并不像中国存在一个成熟的文系统。因此，字的起源就成为一个问题，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

由于现代考古学起源于19世纪的欧美，中国的考古学是从欧美引入。因此，中国的考古学界，乃至文字学界，也鹦鹉学舌地把汉字的起源问题当成一个问题，把甲骨文当成是中国文字的源头，对此前的文系统视而不见。本来清晰、简单的事情，反而被考古学搞的不清楚了、复杂了。

欧美考古学家说，人类最早的字出现在古两河文明，甲骨文比楔形文字晚，因此人类文明首先诞生在古两河，中国文明只是古两河文明的小弟弟，面对如此的“硬证据”，不明就里的中国考古学家，甚至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们，只能唯西方是从，默默接受欧美人肤浅的论断。

楔形文字固然比甲骨文早一点，但是，就抽象记录符号而言，甲骨文之前，中国却早已存在成熟的文系统，而且是三个子系统，但古两河文明在楔形文字之前并无成熟的文系统。如果以易经符号系统作为文系统的起点，那么，中国的文系统至少出现在10000年之前，远比楔形文字古老。

文和字都是抽象记录符号，而且文是字的基石，因此，不应该把字作为文明之标准，而应该以成熟的抽象记录符号为标准。人类最早的成熟抽象记录符号系统出现在中国，就是文系统，因此，中国文明才是人类最早的文明，比古两河文明至少早5000年。

其实最重要的问题并非字的起源问题，字的起源很简单，只是，文因与语言结合而产生的孳乳扩展。重要的问题是，为何在全球历史上的所有文明中，独独中国文明产生了存在文系统。为什么古两河没有产生文系统。

文是完全与语言无关的独立抽象符号系统，并没有发音，而只记录“意”、“义”。《周易·系辞》：“圣人立象以尽意”，“象”就是易经卦象，就是易经符号，是文的三个子系统之一。后来这种理念演化成“文以载道”。意、义就是后来的义理、道义，因此，文是记录道义的工具。

清朝的章学诚写了本书，叫《文史通义》，认为文就是史，或者说文是为了记史，即所谓的“六经皆史”，但是史的核心并不在具体的历史事实，而是贯通历史事实的“义”，或“意”，即“史意”、“史义”。按章学诚的意思是，文以载史，史以载道，但文即史，因此结果还是文以载道。

对于“意”和“义”章学诚并没有刻意去区分，但是，两者含义还有有所不同。“意”是更偏重个人化的具体意念、意志，而“义”则是公众化的、普遍化的公意。孟子说：“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义就是意之所同然者也。

既然，文是记录和传达意、义的工具，这就意味着，在文之前，中国文明不仅出现了独立的意、义的概念，即出现独立的义理、道义概念，而且这种概念非常重要，在生活中占据核心地位。正是为了记录和传达道义，才发明了抽象符号系统，发明了文。这是伏羲时代的事，最早发明的文就是易经符号系统，即八卦系统。这就是传统文献经常提及的“伏羲画卦”。“伏羲画卦”其实也是“伏羲画文”。

“象数-义理”关系是易学的核心论题之一。象数就是文，义理就是意、义。此问题的关键在于明确何者为本，何者为先，何者为源。英年早逝的王弼之所以能以仅仅20多岁的生命，就在中国历史上留下璀璨一笔，原因之一就是其对此问题的解答。他认为，在“象-意”关系中，意为先、为源、为本，而象则为后、为流、为末。即道义为先、为源、为本，而用来表达道义的工具的文，则为后、为流、为末。

这意味着在文之前，在易经八卦的出现之前，中国已经出现了独立的意、义概念，即出现了独立的义理、道义概念。

这就回答了为什么中国文明很早即产生了抽象记录符号系统，出现了文，而中国之外的任何文明，都没有出现这样的系统。原因就在于，中国很早就出现了独立的意的概念，即独立的道义概念。表达道义的需求，激发中国文明伏羲时代的先人去发明了抽象记录符号系统，发明了文。而中国之外的任何文明，包括古两河-埃及文明，甚至欧美的所谓现代文明，都没有出现独立的意的概念，独立的道义概念，因此它们也没有去表达道义的需求。

字由文所孕育，是一种特殊的文，它集成了文的抽象符号理念，但是，却偏离了文的根本目的。文的目的只有一个，用抽象符号去表达道义，而不去表达语言。而字则抽象符号用于表达语言。文只是道义的工具，而字却是语言的工具。

毫无疑问，尽管文系统最早出现在中国，但是，用文的理念去表达语言的做法却并不最早出现在中国，而是出现在古两河地区。古两河文明发明楔形文字的历史真相，更可能只是将源自中国的文系统应用于表达语言的过程。在中国，文只用于表达道义。因为中国产生的道义的概念，且被认为非常重要。但是，古两河文明并无独立的道义概念，于是他们想到去表达语言。也就是说，古两河楔形文字的出现更可能是受中国文系统的影响结果。

作为字，中国的甲骨文不仅晚于古两河的楔形文字，而且在字形和书写方式上存在诸多相似。可以判断，字在中国的出现更可能是受楔形文字的影响的结果。这是文系统传入古两河，并催生字的产生之后，再次回流中国。

从中文意义上来说，将“文明”的标准定为“字”，就是一种茅盾和讽刺。如果文明的标准是“字”，“文明”就不该叫“文明”，而应该叫“字明”。

欧美人对中国历史中，当然也是人类历史中的文系统和文阶段是无知的，现代的中国人对自己的历史中文系统则彻底遗忘了。这是导致“文明”的标准是“字”，如此茅盾结果居然堂而皇之地大行其道的原因所在。

《易经·乾卦·文言》：“见龙在田，天下文明。”“见龙在田”是乾卦第二爻的爻辞。龙是一个比喻和象征，比喻有龙德的人，或大人。龙德就是德，就是通晓和践行道义、义理。“在田”就是在野，在民间。“文明”就是文的推广、彰明。文是道义的承载者，实质是“道明”、“义明”、“理明”。

这意味着，易经认为，文明的要件有三个。一个是道义的出现；一个是记录道义工具的出现；一个是明白道义，使用道义工具的人，这类人是“在田”的，民间的。（DYH：道义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