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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读、过度释读亦多——读《周易》

2023-12-27 09:00

摘 要

自《周易》问世以来,对其卦辞爻辞的释读,虽有《易传》为基准,历来仍多有分歧,误读、过度释读亦多。其中《乾》卦九四爻辞、《咸》卦卦辞、《未济》卦上九爻辞,是长期以来被误读的典型。“或跃在渊”的本义不是待时而起,而是高位者如临深渊的忧患意识;“取女”的本义不是占断能否娶新妇,而是指男女谈恋爱应以婚娶为目的;“濡其首,有孚失是”的本义不是指失节违礼,而是在继续前进的道路上不仅有信心,更要有力量。只有把握住每卦的特殊语境、每爻在其特殊语境中的特定位置,才能对借譬取喻的卦爻辞的本义有一个放心的解读。

目 次

一、缘 起

二、“或跃在渊”

三、“利贞,取女吉”

四、“有孚失是”

一、缘 起

自《周易》问世以来,对于《周易》的经文,即卦辞、爻辞的释义解读,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莫衷一是,即便被儒学者奉为经典,甚至被归为《周易》一部分的《易传》,亦不例外,误读、错解、过度诠释之处不在少数,以致宋代大儒朱熹在给学生讲解《周易》时再三提示:“到得夫子(孔子——引者注),方始纯以理言,虽未必是羲、文本意……不可便以夫子之说为文王之说。”“孔子之《易》,非文王之《易》;文王之《易》,非伏羲之《易》;伊川《易传》又自是程氏之《易》也。”“ 《易传》义理精,字数足,无一毫欠阙。他人着工夫补缀,亦安得如此自然!只是于本义不相合。”不满于首部释义本《易传》以及此后多部儒家注疏本的释义,朱熹亲自写了一部《周易本义》,试图还原《周易》卦辞爻辞的本来义理。而朱熹的《周易本义》,亦未能尽释经文之义理,诚如其学生评论:“盖先生之意,只欲作卜筮用。而为先儒说道理太多,终是翻这窠臼未尽,故不能不致遗恨云。”此后七百多年间,易学著作愈写愈多,仍一如朱熹弟子所云,呈现“为先儒说道理太多,终是翻这窠臼未尽”的释读局面。近一百年尤其最近四十年,易学著作数量虽然更加丰沛,但以《易传》为释读基础而见仁见智的局面依然未能改观。

《周易》六十四卦,每卦象征一类事物。卦辞爻辞采取譬喻方式“以言明象”,每个卦都有其独特的语境。卦辞是对该类事物属性的揭示,六个爻辞是对该类事物在发生、发展、终结的各个阶段进程及其规律的揭示。因此,对卦辞爻辞的释读,不能脱离该卦的语境,一旦脱离,便成了“无轨电车”。所谓见仁见智,往往缘源于此。现代易学研究中的一个典型例子,便是熊十力先生在《乾坤衍》一书中对《坤》卦六五爻辞“黄裳,元吉”的释读:“裳而黄色,则是下民起而夺天下之权与位,用天子之服色。盖古代以天下最大多数之人民,皆卑微至极,名之曰下民,故取裳为人民卑下之象。而下民用天子之服色,则是下民群起革命,废除天子制度,消灭统治阶级。下民一齐伸出头来,共主天下事。而过去天子之权与位,今为大众所共有,故取黄裳之象也。元吉,犹大吉也。”熊十力先生释读“黄裳”,明显脱离了《坤》卦卦辞中设定的“牝马之贞”这一语境,做出了与《坤》卦的柔顺属性相反的“下民群起革命”的释义。这种脱离语境规定的“无轨电车”,无益于易学研究的健康发展。

有鉴于此,本文选择《周易》首卦《乾》的九四爻辞、下经首卦《咸》的卦辞、最后一卦《未济》的上九爻辞(亦即《周易》的最后一句话),分别进行释义比较,以期纠正误读,还其本义。

二、“或跃在渊”

《乾》卦九四爻辞:“或跃在渊,无咎。”最早给予解读的是《易传·文言》:“九四曰:‘或跃在渊,无咎’,何谓也?子曰:‘上下无常,非为邪也。进退无恒,非离群也。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故无咎。’”这里的“子曰”文字,应该是孔子的解读。上下无常,进退无恒,关键在于对“时”的把握;努力达到“及时”的最佳节点,就不会有任何遗憾发生。接着,《文言》还从爻位角度做了一个解读:“九四重刚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这里的“中不在人”,令人费解。按古代解释易卦,六爻分别代表天、地、人,其中初、二爻为地爻,三、四爻为人爻,五、上爻为天爻。所以,《乾》卦初九爻有“潜龙”、九二爻有“在田”之喻,九三爻有“君子”之喻,九五爻有“在天”之喻。九四爻为人爻,“或跃在渊”是指君子“或跃在渊”。九四爻辞简约了“君子”两字,《文言》的第一段文字解读出来:“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故无咎。”谁料后一段文字里竟出现了“中不在人”之说,一下子脱离了九四爻乃人爻这一轨道。而《文言》的最大缺憾,是未对“或跃在渊”这一很具象的譬喻做出正面的解读,以玄而又玄的文字,给后人留下了“想象空间”。

继《易传》之后最具权威性的释读经典,是王弼的《周易注》。王弼秉承《文言》的“中不在人”之旨,直面“或跃在渊”的释读:“近乎尊位,欲进其道,迫乎在下,非跃所及;欲静其居,居非所安,迟疑犹豫,未敢决志。用心存公,进不在私,疑以为虑,不谬于果,故‘无咎’也。”王弼的解读将一个位极人臣者既想一跃升天又怕力量不够,既想静居原位却又心有不甘的犹豫不决,揭示了出来。至于“用心存公,进不在私”的解释,虽非“或跃在渊”的题中应有之义,却也是为了“无咎”的断语寻找理由。疑虑归疑虑,按照“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乾》卦属性,把握时机飞跃而起,是九四的必然选择,因而《易传·象》做出了“‘或跃在渊’,进‘无咎’也”的诠释。

这是易学史中早期学者对九四爻辞的解读。到了唐代,孔颖达奉诏作疏,“专崇王注”,《周易正义》对于“或跃在渊,无咎”的解读,在王弼的基础上又添加了一些具体、形象的释读:“或,疑也;跃,跳跃也。言九四阳气渐进,似若龙体欲飞,犹疑或也。跃于在渊,未即飞也。此自然之象,犹若圣人位渐尊高欲进于王位,犹豫迟疑,在于故位未即进也。云无咎者,以其迟疑进退,不即果敢以取尊位周易本义是谁创作的,故无咎也。若其贪利务进,时未可行而行,则物所不与,故有咎也。若周西伯内执王心外率诸侯以事纣也。”说的也是尊位之人如何把握时机前进的意思:把握好时机,就能无咎,例如周西伯。

宋代易学大家,首推程颐、朱熹。程颐的解读是:“渊,龙之所安也。或周易本义是谁创作的,疑辞,谓非必也。跃不跃,惟及时以就安耳。”程颐对关键词“渊”与“跃”的释义很简练、清楚。朱熹认为,战国时的《易传》是孔子之易,程颐的《易传》是程氏之易,都不是文王之易即《周易》的本义。他在所著的《周易本义》中,对九四爻辞做了如此解读:“或者,疑而未定之辞。跃者,无所缘而绝于地,特未飞耳。渊者,上空下洞,深昧不测之所。龙之在是,若下于田,或跃而起,则向乎天矣。九阳四阴,居上之下,改革之际,进退未定之时也。故其象如此,其占能随时进退,则无咎也。”在给学生讲解《周易》时,朱熹关于“渊”与“跃”又做了这样的解读:“渊是那空虚无实底之物,跃是那不着地了,两脚跳上去底意思。”朱熹对关键词“或”“跃”“渊”的解读,确实有异于“文王之易”“程氏之易”,但他对“无咎”的原因的理解,同样来自对“时”的把握。

此后八百年的易学史,便以“及时进退”作为“或跃在渊,无咎”的解读模本。

本文认为,从《易传》开始,以“时”为核心的对“或跃在渊,无咎”展开的释义,是一种延续了二千多年的误读。误读的原因是脱离了九四爻所处的独特位置,脱离了“人爻”这一具有忧患意识属性的特殊语境。

《周易》是在周文王还是西部地区周部落领袖,因为“德高盖主”而被商纣王囚禁于羑里时,在古易《归藏》的基础上重新编写的一部治国大纲。战国时代的《易传·系辞》的作者推测这部著作的成因时,这样言道:“作《易》者,其有忧患乎?”

《周易》中的六爻重卦,由下往上分为地、人、天三个层次,初、二两爻为地爻,体现“地道”。五、上两爻为天爻,体现“天道”。而中间的三、四两爻为人爻,体现“人道”;忧患意识,是“人道”的重要内容。以《乾》为例:初、二两爻为力量积累期,其中初爻为自我积累阶段,九二为借助外在力量积累阶段。九三、九四是事业发展期,其中九三为事业发展的初始阶段,九四为事业发展的高峰阶段。忧患意识存在于事业发展期的始终,是事业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九三除了需要“终日乾乾”的工作态度,还需要“夕惕若厉”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可以有效避免失误,是故断辞“无咎”。随着事业的发展、地位的升高,九四已经处于人爻高处,有如登临高山之巅,此时的忧患意识必然更为强烈,远甚于“夕惕若厉”。“或跃在渊”,亦即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是位极人臣、事业处于高峰期所必须具有的忧患意识,这是高位者避免失误的有效保证。倘若此时得意忘形、利令智昏,难免跌落万丈深渊,万劫不复。“三多凶”“四多惧”,正是《系辞》作者对“人道”中的忧患意识的描述。

六爻重卦中的每一个爻,都有由爻位决定的固有属性。《乾》卦九三、九四具人爻属性,其间也有等级差别,九三之“君子”,已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按程颐的说法,相当于“郡守”一类为政一方的地方长官,“终日乾乾”是其本分,“夕惕若厉”是确保工作不失误的必要条件。九四已是统辖全局的高位君子、辅弼大臣,权力大了,责任重了,更加上临近“九五”之尊,难免有伴君如伴虎的恐惧,悄有不慎,万劫不复。所以,身处此境,时刻保持“如临深渊”一般战战兢兢的心态,也是确保本职工作不失误的必要条件。这是九四人爻的特有属性,是故亦断辞“无咎”。如果九五之尊近旁的高位之臣不甘于静守现状,整天盘算着是否已经具备实力以求腾空一跃升天,这并不是九四爻的特有属性,其结果也肯定不是“无咎”而是“凶”。

本卦的初九爻辞“潜龙”,表明龙潜伏在深水(也可理解为渊)中;九二爻辞“见龙在田”,表明龙已从深水中跃上田野。从高低层面而言,九四爻之位,已在高山之巅,再往上,就是天了。因此,作为描摹忧患意识的九四爻辞,其中的“或”,应解读为“可能”(或然判断);“跃”不是以求一逞的奋力跃出,而是被动性的跃入;“渊”不是“龙之所安”的深水之处,而是高山巅峰之下的万丈谷底,这里没有柔弱之水,只有坚硬的乱石。跌下去,就再也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处身于这种高位阶段,不仅要有比“终日乾乾”更勤勉的工作状态,而且要保持如临深渊的忧患意识,只有这样才能去灾避难。这是九四爻的本有属性,是九四爻辞以譬喻方式阐述的本义。

传统的儒学者将九四爻喻为“周西伯”,将其视为“中不在人”的“圣人”,将“或跃”“在渊”分读,背离了九四的为臣之道,这也是误读九四爻辞的一个原因。

三、“利贞,取女吉”

《咸》卦卦辞“咸:亨,利贞,取女吉。”对此最早也最具权威的释义是《易传·彖》:“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止而说,男下女,是以亨,利贞,取女吉也。”紧接着,又从少男少女的二气感应推及整个天地万物:“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大传·象》亦从卦象角度切入释义:“山上有泽,咸。君子以虚受人。”《咸》卦之象,下艮上兑,艮为少男、为山,其性为刚,为止义;兑为少女、为泽,其性为柔。其性为刚的山,甘居于其性为柔的泽之下,相互和合而发生的感应,如同少男谦虚地处于少女之下,主动地追求少女,相互之间发生的感应是天地万物之情的一种具体表达。“止而说”,止步于相悦;“男下女”,少男在少女面前放低姿态,是男女相感的两个必要条件(取女吉)。

《易传》的上述释义,成为二千多年来释读《咸》卦卦辞的经典,从无异议。程颐在他的《易传》中,就“亨”“利贞”做了一番延伸性释读:“凡君臣上下,以致万物,皆有相感之道。物之相感,则有亨通之理。君臣能相感,则君臣之道通;上下能相感,则上下之志通;以致父子、夫妇、亲戚、朋友,皆情意相感,则和顺而亨通。事物皆然,故咸有亨之理也。不以正,则入于恶矣,如夫妇之以淫姣,君臣之以媚说,上下之以邪僻,皆相感之不以正也。”

朱熹则做了有异于文王之易、程氏之易的解读:“艮止则感之专,兑说(悦)则应之至。又艮以少男下于兑之少女,男先于女,得男女之正。”这是他对《易传》的“止于说”的又一种解读。接着,他又从“ 《周易》本是占筮书”的立场,做如是解读:“婚姻之时,故其卦为咸,其占亨而利贞,取女则吉……不以贞,则失其亨,而所为皆凶矣。”总之,有了“男先(谦)于女”之“贞”,才会有“取女则吉”之果。朱熹虽然在《周易本义》中对《咸》卦释读的文字很少,但在《朱子语类》中,他却留下了向学生讲解《咸》卦的六千多字内容,足见其对该卦经文的兴趣之浓、理解之深,远超对“ 《周易》本是占筮书”的认识。

但是,以上的正统释读,笔者认为有过度诠释之嫌,甚至有将简单问题复杂化的误读之嫌。

《周易》六十四卦,分别象征天地万物中的一类事物。《咸》卦下艮上兑,象征少男追求少女这一类谈恋爱的事情。青年男女谈情说爱,通常有两条基本原则。一是“贞”,它包含两层意思:一方面,谈恋爱要自然真诚,男下女,是男子真诚情感的表达;另一方面,追求的过程,感情的互动,要自然而然、循序渐进。二是“取女”,即谈恋爱的最终目的是婚娶。卦辞正是用“利贞,取女吉”这五个字,揭示了《咸》卦的内涵。

《咸》卦卦辞中的“利贞”之“贞”,有其独特的指向:谈恋爱的方式,必须是少男放低姿态,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一心一意追求少女。该卦六个爻辞,将整个恋爱的过程细分为三个阶段:爱慕、相思、相爱。每个爻辞自下而上详细描述了每一个特定的渐进过程。其中,初六、六二爻,是对脚拇指、小腿由静到动的描写。初六爻辞“咸其拇”,还仅仅是脚拇指有感觉,是人在生理上的自然而然的初始的本能反应。六二爻辞“咸其腓,凶;居吉”,是指刚开始阶段,不能步伐过快;安稳守序,恋爱才能健康发展。九三、九四爻辞通过“咸其股,执其随”“憧憧往来,朋从尔思”的描述,展示了恋爱过程中的第二阶段即行动上的迫切追求和内心世界的朝思暮想。九五、上六爻辞,通过“咸其脢”“咸其辅、颊、舌”的描述,展示了恋爱进入第三阶段的情状:从内心情感的公开表白,进入肢体语言的宣泄。贴腮哺舌,将恋情推向高潮,是十分自然、十分正当的事情,也正是“贞”的表达。朱熹则认为:“此卦虽主于感,然六爻皆宜静而不宜动也。”此言未免过于理性化了。就此而言,后来的这些儒家贤人,不如周文王来得开明和自然。从魏晋的王弼到唐代的孔颖达,都将“辅、颊、舌”解释为语言的工具而非情感交流的场所,也看出这些儒家贤人对周文王自然本色的回避。“利贞”不乏自然与浪漫,正是《咸》卦的灵性之所在。

《咸》卦六爻辞描写的是男女双方通过肢体语言交流情感,将恋情送达顶端的过程。但是,“取女”的原则,依然有效。卦辞中的“取女吉”,不同于儒家贤人讲的因为“男下女”之“贞”,才会“取女则吉”,而是有了“取女”这个前提,才会有“吉”这个结果。青年男女谈恋爱,应以婚娶为目的,倘若以玩弄女性的感情为目的,即便到了“咸其辅、颊、舌”的程度,仍难免“始乱终弃”的结局。因此,背离了“取女”这个原则,恋爱的结局不会是“吉”而是“凶”。由此可见,“取女”之于男女相感的重要。

由此联想到《诗经》的第一首诗歌《关雎》,该诗描写了一位年轻男子对“窈窕淑女”的恋爱、渴慕、追求,并最终走向“琴瑟友之”“钟鼓乐之”的婚姻殿堂的过程。这与《咸》卦六爻辞所描述的恋爱过程如出一辙,也完全合乎“利贞,取女吉”所要求的渐进式的、以婚娶为目的的卦辞原则。然而,这首诗歌却一度被儒家贤人释读成为君王的大老婆替丈夫选配小老婆的故事。过度诠释到了如此牵强附会的程度,居然还被列入儒学经典,无疑是中国传统文化史上的一大遗憾。庆幸的是,儒家贤人对《咸》卦卦辞的释读,虽有过度诠释之嫌,尚未进入牵强附会的歧路。

四、“有孚失是”

“有孚失是”是《周易》的最后一句话,也可以说是整部《周易》的句号,因为它担当得起这个分量。可是,二千多年的易学史,却把这句话误读了。

还是要从《易传》对《未济》卦上九爻辞的释义开始。“上九:有孚于饮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易传》的释读很简单,《象》曰:“饮酒濡首,亦不知节也。”饮酒过度以致吐得脑袋都湿了,是不知道节制的后果。也有人将“不知节”解读为不知礼节,《象》辞的意思是饮酒过度而导致失态,是不知礼节的行为。不管何种解读,重点都在“节”上。所以,王弼的释读也就在为何失节上寻找原因:“《未济》之极,则反于《既济》。既济之道,所任者当也。所任者当,则可信之无疑,而己逸焉。故曰‘有孚于饮酒,无咎’也。以其能信于物,故得逸豫而不忧于事之废。苟不忧于事之废,而耽于乐之甚,则至于失节矣。由于有孚,失于是矣,故曰‘濡其首,有孚,失是’也。”王弼不仅完整地释读了上九爻辞,并且找出了“耽于乐之甚”这一导致“失节”的原因。

程颐的释读则大为不同:上九爻“居未济之极,非得济之位,无可济之理,则当乐天顺命而已”;“至诚安于义命而自乐,则可无咎”。这是爻辞上一句的意思。“人之处患难,知其无可奈何,而放意不反”,便导致了“饮酒濡其首”这样一种“有孚失是”的结果。也就是说,饮酒至于濡首,是由于不安于现状的情绪造成的,倘若安于现状,就能“无咎”,不失常。

不满于孔子之易、程氏之易的朱熹,对该卦上九爻辞的释读也持不同意见。首先是对《象》的解读有意见:“‘濡首’分明是狐过水而濡其首。今《象》却云‘饮酒濡首’,皆不可晓。”“只是孔子说,人便不敢议,他人便恁地不得。”他的释读是:“以刚明居未济之极,而自信自养以俟命,无咎之道也。若纵而不反,如狐之涉水而濡其首,则过于自信而失其义矣。”朱熹对前一句的释读,与程颐一致;对后一句的释读,则不同:濡其首不是不安现状饮酒过度的结果,而是以狐狸涉水而濡其首为喻,阐述过于自信而失其义的道理。朱熹对“濡其首”的释读,高于以往诸家之释,比较靠近“有孚失是”的本义,然而还远远不够《周易》最后一句应有的分量。

《未济》是继《既济》之后的一卦,也是《周易》的最后一卦。既济,代表着成功。就像一只成熟的狐狸,终于渡过了一条河流,成功登上了彼岸。然而,一条更宽阔的河流,横亘在它的面前,需要它积聚更大的力量,去涉渡这条大河。这就是《周易》的最后一卦《未济》所要告诉人们的道理:自强不息的人生道路上,没有终点,只有新的起点。

所以,《未济》以“小狐汔济,濡其尾”为喻,营造了一个量力而行的语境;该卦的六个爻辞都围绕着量力而行这一理念层层展开。初六、九二爻辞,分别以“濡其尾”“曳其轮”为喻,讲述了新的起点开始之初,首要任务是积聚力量,控制自己,不可以轻率冒进。六三、六四爻辞讲述了在未济背景下,如何增强信心,勇于面对挑战,发奋图强。尤其六四爻辞以“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这一历史故事为喻,讲述了在希望与成功之间,有一个坚持不懈的奋发阶段。六五、上九爻辞则对至尊位者在未济背景下如何使用人才、不断增强自身实力,做了正反两方面的阐述。六五爻辞是以“君子之光”为喻的正面阐述;上九爻辞则以“饮酒”为喻的反面阐述。

周文王以饮酒这一最贴近生活的例子,阐述了信心与力量的关系。“有孚于饮酒,无咎。”满怀信心地饮酒,本身没有什么对与错。但是,饮酒过度到“濡其首”,纵然满怀信心,也无济于事:“有孚失是”。这一番信心与力量之间失衡的情景,常见于日常生活。

周文王在《周易》的收尾处,借助于饮酒中经常发生的“有孚失是”的例子,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在自强不息的人生道路上,信心固然重要,力量更是不可或缺;倘若力量缺失,信心便是浮云,一切皆归虚妄。因此,当登上理想的彼岸时,仍需继续前行,再次一步一步地积聚力量,为涉渡更高层次的理想彼岸打下坚实基础,避免信心十足力量不足的遗憾。从既济到未济,不是人生道路的循环往复,而是人生道路上永无止境的新起点。

《周易》首卦《乾》的初九爻辞“潜龙勿用”是从正面阐述积聚力量的重要,而《周易》最后一卦《未济》的上九爻辞“有孚失是”是从反面阐述积聚力量的重要。首尾呼应,一个多么完美的句号!这就是“有孚失是”的本义。

结 语

综合以上三例的本义探索,有两点体会:

一是探索《周易》卦辞爻辞的本义,不能脱离该卦的语境,必须在该卦的语境中展开,尤其是卦辞的释义必须围绕该卦的特有属性展开;爻辞的释义不能脱离爻辞在该卦语境中所处的位置,必须以该卦的特有属性为背景,按其爻位的特殊发展阶段展开。唯其如此,才能防止释义出轨,脱离本义。

二是《周易》六十四卦是对六十四类事物情况发生、发展规律的具体展开,无论是卦辞还是爻辞,往往都是以譬喻的方式“以言明象”。因此,卦爻辞往往都是贴近世事、生活的例子,形象生动,例如,潜龙、牝马、得朋、丧朋、黄裳、取女、枯杨生稊、枯杨生华、濡其尾、饮酒,等等。理解这些譬喻,应该很容易。由此举一反三,甚至可以像孔子的弟子颜渊那样“闻一知十”。可以说,《周易》的本义,以及本义所蕴含的智慧,应该较容易为人们所理解。遗憾的是,古人对《周易》的释义,往往喜欢舍近求远、舍简求繁,释义玄之又玄,以致将《周易》列为“三玄”之首,不少卦辞爻辞的本义,更在过度的释义中被蒙上一层又一层面纱。然而,舍繁求简,返朴归真,才是释读卦辞爻辞本义的唯一良方。

在《周易》卦爻辞的本义被疏理清楚之后,再看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哲学史著作中所认为的“ 《周易》原本是一部占筮书,因为《易传》的问世,才使《周易》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似乎有本末倒置的感觉;而中国哲学史的起点究竟在哪里,也就有了更符合历史原貌的判断。

一得之见,期待大家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