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官修经学文献出版及价值述略
任利荣（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清代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立国之始即已经确立了儒学治国的基本方略，“读书明理”“崇儒重道”1是其文化政策之根本。围绕这一政策，采取了众多举措以保证儒学的推行及深入发展。其中包括大力推行汉化儒化政策，尊奉先师孔子，祭祀元圣周公，进一步完善科举制度、学校制度、临雍视学典礼制度、职官制度等，为儒学及经学的发展提供了全方位的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而这些也为实现清政权的文化认同与官方经学体系的构建奠定了基础。
一、清代经学文献概况及地域分布
清代经学文献在类型和数量上皆达到了历代之最，据《清人著述总目》初步统计，约有两万余种的经学文献，其中除去佚名作者、皇帝、四库馆及宗室、八旗的著述外，其余在各个省份的分布按照数量依次排列如下：江苏近六千种，浙江三千余种，山东近两千种，江西、湖南各一千余种，湖北一千一百余种，河南八百余种光绪年的周易折中古籍价格，直隶一千余种，福建四百五十余种，广东四百余种，四川、山西三百余种，陕西约二百种，贵州八十余种，广西九十余种，云南四十余种，甘肃约三十种，奉天不到十种。余下黑龙江、内蒙古、新疆、西藏、青海，据目前统计数据来看，尚无经学文献的著录信息。整体分布见下表，表中的具体数量统计主要参考《清人著述总目》的初步整理成果2:
如此数量丰富、类型完备、地域分布广阔而又富有地方特色的经学文献就成为清代文化认同及体系构建的核心构成与重要根基，其质量和影响力，可谓传统经学史上一座新的里程碑。这些经学文献的广泛传播则依赖于清代发达的出版业，其中核心部分则主要依靠官方刊行，可以说经学文献的传播、发展就是以群籍的刊刻、颁行为基础的。
二、清代官修经学文献及其出版
笔者初步统计，清代官方主持编纂、刊刻的经学文献丛书共计15种，时间跨度自康熙朝到光绪朝。其中以康雍乾三朝皇帝的御纂钦定系列经学文献丛书为核心代表，如《钦定篆文六经四书》十种六十三卷、《御纂七经》七种二百九十四卷、《御案五经》四种四十卷、《钦定三礼义疏》三种一百七十八卷等。另有“日讲”系列经学文献的编纂出版，“日讲”系列经学文献源自于顺治、康熙朝举行的经筵讲习活动。虽然此举乃为帝王学习经典而设，但是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由于讲习经书的原因，促使经筵大臣对经典进行释读解义，由此形成了一批“日讲”系列经学著作，并由朝廷颁行。经筵讲习始于顺治十四年（1657），终于咸丰四年（1854）最后一次经筵大典。康熙时期是经筵讲习发展的鼎盛阶段，故解义“日讲”系列经学文献多在这一时期形成。如满洲牛钮等奉敕撰，康熙二十三年（1684）内府刻《日讲易经解义》十八卷，此书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完成，“上制序颁行”。3满洲库勒纳等撰，康熙十九年（1680）内府刻《日讲书经解义》十三卷。满洲鄂尔泰、桐城张廷玉等撰，乾隆十四年（1749）武英殿刻《日讲礼记解义》六十四卷。满洲喇沙里、泽州陈廷敬等奉敕撰，康熙十六年（1677）内府刻《日讲四书解义》二十六卷。康熙朝的经筵讲习活动对促进经学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康雍乾三朝经学文献的整理活动对当时的经学发展乃至后世学术研究的影响可谓深远。
此外地方各级儒学督导也不断主持经学文献的整理项目，地方学政主持刊布的经学文献丛书有3种，以阮元主刊的《皇清经解》、王先谦主刊的《皇清经解续编》为代表。学者亦乐此不疲，有清一代学者整理刊布的经学文献丛书可谓历代之最。地方官书局及书院刊布的经学文献丛书有4种，以山东官书局刊行的《十三经读本》十五种一百四十三卷附《校刊记》十四卷，湖南船山书局刊行《皇清经解依经分订》十六种一千零七十卷等为代表。清代经学文献的主体内容几乎被囊括在这些官修经学文献丛书之中。
清代官修御定诸种图籍，多由内府刊版印行，其他经史旧籍，也次第刊印，有清一代以政府为主导的校刻群籍，可谓为历代之冠。以中央为核心的官方经学文献的整理、阐释、刊刻、颁行天下是清朝迅速实现文化认同、国家统一、官方意识形态及经学体系构建的重要举措。具体出版活动而言，清朝政府改变了明代由司礼监经管刻书的制度，在宫中武英殿设置修书处，专掌修书、刻书之职。选派翰林院词臣负责管理，并任用博学的词科学士参与编校刻印书籍。这样官修经学文献丛书的编纂群体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当时文化精英的大汇集。因此经学文献丛书的编纂、刊刻、流布就与清代经学发展相表里，构成了清代学术的基本发展脉络。
三、清代官修经学文献出版的相关研究
清代是中国传统文化系统总结的新阶段，大规模地整理刊行经学文献，有利于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和继承，对中国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也具有深远意义。学界对此已经展开了较为全面深入的研究，分别从经学史视域、出版史视域、思想史及文化史视域三大角度切入，取得了不小的成就。
（一）经学史视域下的相关研究
首先，清代前期以中央为核心的经学文献整理集中于康熙朝。御纂诸经及“日讲”系列是这一时期官修经学文献的核心内容，相关的研究有黄爱平对清前期官方经学体系构建及其特征的论述，对明末清初学术向传统经学回归的探讨，还有《四库提要》与清前期官方经学的专题研究。王丰先对康熙朝御纂诸经编纂情况的考察，对《钦定春秋传说汇纂》纂修时间的考证。罗军凤则从经学文献的对外传播角度，对理雅各的《中国经典》与清代帝王御纂经籍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另有包添仪对《御纂周易折中》的专题性研究与考察，张宗友对清初御定经解之经典化与学术影响的高度概括，史革新对清代经筵、日讲制度的探源，赵秉忠、白新良对经筵日讲与康熙政治关系的探讨，刘潞对康熙日讲起居注官陈廷敬的考察等。诸位学者集中笔力探讨了官修经学文献的编纂、刊刻与传播，尤其是对清前期官修经学文献与官方经学体系构建的研究，极大地拓展了官修经学文献相关研究的深度与广度。
其次，对乾隆朝武英殿校刻《十三经注疏》相关问题的研究，有李寒光以《尚书·尧典》为例对殿本改刻字形进行的探讨及其对殿本《礼记注疏》及《礼记注疏考证》的研究。张学谦对殿本《二十四史》及《十三经注疏》校刊始末的详细考证，李慧玲对殿本《毛诗注疏》的研究，许艺光对殿本《十三经注疏》“过度编辑”问题的论述，谷继明对《周易注疏》版本流变的考察等。另外一个关注点为乾隆初年的三礼馆，有林存阳《三礼馆：清代学术与政治互动的链环》、张涛《乾隆朝三礼馆史论》等。上述论著重在考证御纂诸经的编纂、校勘及清初官方经学的形成，政治与学术互动的讨论则集中于三礼馆。
再次，由阮元主刊的《十三经注疏》及《校勘记》的研究集中于版本考证，由其主刊的《皇清经解》及王先谦主刊的《皇清经解续编》的研究则集中于编纂考证。版本考证如李致忠对《十三经注疏》版刻的考略，钱宗武对《校勘记》版本系统的梳理，王锷对阮刻本《礼记注疏校勘记》的质疑，陈东辉等对阮刻《注疏校勘记》与山井鼎等《七经孟子考文补遗》关系的考辨，此外王耐刚、赵昱、邱亮等皆有相关研究。编纂考证方面的研究有虞万里的两《经解》编纂考，刘祥元《〈皇清经解〉编纂研究》等。两《经解》价值问题的探讨，如陈祖武对《皇清经解》与古籍整理关系的探讨，董恩林对清经解类型及价值的详细分析等。以上关于地方学政主刊的经学文献，诸位先生的研讨重点在经学文献的编纂组织过程、训诂考证等方面。
（二）出版史视域下的相关研究
首先，全国出版通史方面的研究。主要有《中国印刷史》中“清代各种印刷的兴衰”的全面概述，肖东发等《中国出版通史》中“清代卷”的整体性研究，李瑞良《中国古代图书流通史》及其《中国出版编年史》的专章论述，孙文杰《清代图书市场研究》等。还有学者关注清代出版思想与学术的关系，相关研究有杨艳琪对清代前中期出版思想的概括性研究，王武子、曹海东对清代学术流变与丛书汇编刊刻间关系的讨论等。
其次，中央机构及地方官书局出版活动的相关研究。中央机构的研究有翁连溪对内府刻书档案史料的全面整理，编写了《清代内府刻书图录》，对清代宫廷刻书予以梳理。李明杰考证了清代国子监刻书，吴修琴则对清代满文官刻图书发展进行论述，肖书铭对明清时期福建官府刻书进行考辨。同光时期官书局对中央经史文献的翻刻是官修经学文献在晚清重要的传播路径，在这方面有邓文锋对晚清官书局的全面论述，孔毅对清代官书局刻书的概括，李志茗对曾国荃与晚清官书局刻书关系的探讨，对旧籍新刊与文化传衍的考察。地域性研究集中于浙江官书局、湖南官书局、湖北崇文书局、江西官书局、四川官书局，代表学者有宋立、寻霖、江凌、陈红涛、张其中等。
再次，区域出版研究，集中于山东、两湖、浙江、陕西、福建、云南、徽州及台湾，研究的学者有唐桂艳、江凌、顾志兴、李晋林、谢水顺、郑卫东、徐学林、辛广伟等。以上论著或整体或区域地探讨了清代出版的发展概况，中央内府刻书着力尤多，重点在史料整理与汇编。
（三）思想史、文化史视域下的相关研究
徐雁平以书商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他们商业活动踪迹的梳理挖掘，详细考察了清代书籍流转的主要脉络，尤其是勾勒出南北书籍流通传播的基本路径，研究思路独特，观点新颖，十分值得重视，对研究清代官修经学文献的传播有重要启发意义。另外海外学者也有较为突出的研究，如（美）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第四章“学术、图书馆、出版业”，首次将出版与清代江南考据学的形成、发展结合起来。（日）井上进撰写的《明清学术变迁史》《中国出版文化史》两部著作则详细阐述了政治发展与书籍文化的繁荣和局限之间的关系。（美）周绍明的《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仔细探讨了从公元1000年到1800年间江南书籍的生产、流通和消费在文人身份和社群形成中所扮演的角色。至于地域性研究，有（日）大木康对晚明江南出版文化的全面探讨。（美）贾晋珠对商业印刷中心建阳的研究，突出强调了在跨越六个世纪的时间里地方出版业的传承与变化。（美）包筠雅对福建四堡的研究，则代表了清代书籍渗透地方社会的深度和广度。另有法国汉学对徽州书业与地域文化的研究专辑等。以上海外学者的研究或在长时段中对出版与文化、思想、学术予以考察，或关注地域性商业出版、书籍传播，研究视域广阔。
综上，可以看出对清代官修经学文献的刊行与价值的相关研究仍然具有极大可拓展性。
四、课题研究
清代官修经学文献的编纂出版是清代经学研究成果得以流传和承继的基础，肩负了文化传承的重任；是清代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出版业兴盛的直接产物；更是清代经学研究、清代学术集大成之突出体现。此外，清代官修经学文献的编纂、刊行，可谓囊括了清代社会的核心构成，从朝廷到地方政府到学者，以及作为读者的社会精英与市民大众光绪年的周易折中古籍价格，官修经学文献编纂出版的历史就是以上众多社会阶层共同参与、利益博弈的历史，深入研究官修经学文献的编纂、刊行、阅读、流传及其和清代学术、清代社会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文化史、出版史、书籍史价值。
因此全面梳理清官修经学文献的整理与刊行状况，清晰地展现清代官方经学研究脉络，爬梳文化建设与文治策略的实施状况，深刻地认识清代文化认同、国家统一、官方意识形态构建的实现路径就成为一个重要研究议题。课题的研究对象为清代官修经学文献，课题所涉及的研究领域按照目下的学科分类属于文献学、历史学、哲学、政治学、传播学等学科的交叉部分，但是从课题对象来看，毫无疑问属于文献学研究的组成部分。课题的方法论层面而言，更侧重文献学的研究进路，因为只有通过这种研究进路才有可能对本项课题涉及的问题进行整全性考察。课题全面借鉴文化研究理论，结合国内外清代文化、清代经学、清代出版等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以期能够实现对清代官修经学文献出版及价值的深入研究。
注释
1《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七十四，《清实录》第3册，中华书局，1985年，第585页。顺治十年（1653）四月十九日，清廷给礼部的上谕：“国家崇儒重道，各地方设立学宫，令士子读书，各治一经，选为生员，岁试、科试儒学肄业，朝廷复其身，有司接以礼，培养教化，贡明经，举孝廉，成进士，何其重也。”
2其中四川省的经学文献数量更完善的研究成果，可参看杨世文：《清代四川经学考述》，《西华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
3赵尔巽：《清史稿》卷六本纪六，中华书局，1976年，第213页。
原载：《学衡》第一辑（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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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乐黛云
分册主编：胡士颍、潘静如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1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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