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唐永徽年间颁定《五经正义》以来，有关《周易正义》的传本沿革，史籍鲜有记载，而唐、宋时期的《周易正义》传本文献，也罕有存世。而现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阮元本《周易正义》，存有校勘不精、底本不当等问题。如果不注意到《周易正义》历代的传本沿革，仅取阮元本为研究《周易正义》之范本，显然不能厘清《周易正义》之原貌;同时仅据阮元本王弼于《周易 明象》说，对于我们全面理解唐代义理派《易》学的思想及其渊源，也难免会有所误导。
关键词:《周易正义》;唐宋传本;阮元本
目前仍然留存于世的唐、宋时期的《周易正义》传本，使我们有可能对《周易正义》的唐传本原貌及其变更情况，做一“管窥”式的研究。这些传世的珍稀文献，包括《周易正义》唐写本残卷一页、南宋临安府刊《周易正义》单疏本以及南宋两浙东路茶盐司刊刻的《周易注疏》合刻本。通过考察这些传本沿革及彼此异同，不难发现阮元本《周易正义》在体例、编次、文句上存有较多缺憾。具体地说，研究《周易正义》义疏思想，须以《宋本周易注疏》为依规。若有斯人，以《宋本周易注疏》为底本，辅以宋刻《周易正义》单疏本，参校其余众本，检校彼此字句之异同，则阮氏《周易正义》可废矣。
一、唐写本《周易正义》残卷
在年代上最接近《周易正义》原本的现存实物，仅有唐写本《周易正义》残卷一页，系贲卦疏文，共三十二行，每行40字左右，文字自“而释所以”起，至“无待之士”终。今与南宋临安府刊本(简称“府刊本”)、南宋越州茶盐司刊刻的宋元递修本(简称“越刊本”或“八行本”)及阮元本相较，其中字句不同者，多达35处。盖抄本不如刻本审订精严，绝大部分相异字句，应为抄本有误。唯有部分相异文句，较府刊本、越刊本、阮元本略有不同，今抄录如下，以备参考。例如《贲》卦《彖》辞“天文也”疏:
唐写本:天文也者，天为体，二象刚柔，交错成文是天。
府刊本:天文也者，天之为体，二象刚柔，刚柔交错成文，是天文也。
越刊本:天文也者，天之为体，二象刚柔，刚柔交错成文，是天文也。
阮元本:天之为体，二象刚柔，刚柔交错成文，是天文也。
唐写本“天为体”，较之其他各本“天之为体”，更能体现孔疏以天为体的思想。而唐写本“交错成文是天”的提法，与众本“二象刚柔，刚柔交错成文，是天文也”的说法，存有差别。唐写本“二象刚柔，交错成文是天”，意思是说刚柔二象，即为天。本体与现象，实为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而其余众本“二象刚柔，刚柔交错成文，是天文也”，则是将刚柔二象视为天的表现形式，其隐含的意思，是认为在“天文”的背后，似有实体的“天”。两相比较，显然唐写本逻辑更为清晰圆融，其他各本的提法，则颇有累赘之弊。
又如，《贲》卦《彖》辞“观乎天文，以察时变”疏:
唐写本:“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言圣人当观视天文，刚柔交相饰成，以察四时变化。
府刊本:“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者，言圣人当观视天文，
越刊本:“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者，言圣人当观视天文，刚柔交错，相饰成文，以察四时变化。
阮元本:“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者，言圣人当观视天文，刚柔交错，相饰成文，以察四时变化。
再如，《贲》卦“初九:贲其趾，舍车而徒”疏:
唐写本:“贲其趾，舍车而徒”者，在贲之始，以刚处下，居于无位，弃于不义，舍其不义之车，而从有义徒步，故云“舍车而徒”。
府刊本:“贲其趾，舍车而徒”者，在贲之始，以刚处下，居于无位，弃于不义之车，而从有义之徒步，故云“舍车而徒”。
越刊本:“贲其趾，舍车而徒”者，在贲之始，以刚处下，居于无位之地，乃弃于不义之车，而从有义之徒步，故云“舍车而徒”。
阮元本:在贲之始，以刚处下，居于无位之地，乃弃于不义之车，而从有义之徒步，故云“舍车而徒”。
上述二处文句，唐写本显得更为工整，颇显隋唐之际四六赋体的风格，因而较宋、元以来的传本，更值得参考和借鉴。同时，唐写本与宋、元以来其他传本存在字句差异这一事实，不难看出宋、元以来孔疏显然经过增饰修改，绝非唐时原貌。除文句之外，唐写本残卷最可留意之处，是其体例形式。由于残卷仅从贲卦《彖》辞释文开始，故很难断定卦辞与《彖》
辞是否合并疏定。但贲卦《彖》辞疏文，整体连为一贯，中间无断开之处，每句疏文，引用彖辞在前，下系疏义于后，中间无空格。经文与上下疏文之间，则用空格隔开，以“正义曰”标示疏文之始。唐写本的疏文，对于爻辞和《象》辞，均为合并疏定，并未分列爻辞和《象》辞疏文。至于王弼注文的疏解，残卷仅两例，一例全抄所须疏定的注文，后系疏文;一例只标记起迄位置，后同样继以“正义曰”标目。对于标注起迄所引用的经文和注文字数，均较越刊本和阮元本为多。
需要指出的是，《周易正义》在南宋之前，以单疏本流传。这从侧面说明，王弼《周易注》对于唐宋经学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周易正义》而起作用的。毕竟，作为科举的标准义疏本，《周易正义》的普及程度，自非一般士子较难寻获的王弼《周易》经注合编本所能相比。
二、宋本《周易正义》单疏本
自唐高宗永徽四年颁行《五经正义》以来，《周易正义》一直是官方钦定的《周易》疏解本。宋沿唐制，孔颖达学派《五经正义》亦为科举考试的权威疏解本。不过，两宋官方《周易正义》传本究竟如何，则是一个需要详加探讨的论题。王国维先生所撰的《五代两宋监本考》，可谓是研究五代两宋监本情况的经典论著。不过，王氏未曾亲见《周易正义》宋刻本，其论两宋各经义疏本，独缺《周易正义》，未免是一个遗憾。现藏于北京图书馆的宋刻递修《周易正义》单疏本，给我们提供了两宋时期官方《周易正义》传本的第一手文献资料。此本原书版框高23.8厘米，宽16.5厘米，经折装。卷首附有《五经正义表》，以《八论》为第一卷，共十四卷。第一卷末有清代翁方纲题跋，第十四卷卷末列有北宋端拱元年(988年)参与校勘人员名单及职衔，名单之后又附有傅增湘长篇跋文。翁方纲认为此本乃是“北宋端拱元年进本”。傅增湘则认为此本不是北宋监本，而是南宋绍兴年间的临安府刊本，不过，其所遵从的祖本，确为北宋端拱年间勘定的官方《周易正义》单疏本，傅增湘详释如下:
又按此书雕刊年月，取本书列衔与《玉海》证之，正相符合。《玉海》卷四十三云:“端拱元年三月，司业孔维等奉敕校勘孔颖达《五经正义》百八十卷，诏国子监镂板行之。《易》则维等四人校勘，李说等六人详勘又再校，十月版成以献。”今检视衔名勘官解损等四人，详勘官李说等七人，而孔维实为都勘官，且其后再列衔，维已改书守国子祭酒。疑数月之间，校书官时有更迭而维至进书时已擢守祭酒，故人数与官位咸有不同，非《玉海》误记也。世传此书为北宋初刊本，乃据进书时题端拱元年而言。兹详检各卷，桓、构等字悉已缺笔，则为南渡复雕可知。考《玉海》载绍兴九年九月七日，诏下诸郡，索国子监元颁善本，校对镂板。十五年闰十一月，博士王之望请群经义疏未有板者令临安府雕造。二十一年五月，诏令国子监访寻五经三馆旧监本刻板，上曰:其他阙书亦令次第雕，虽重修所费，亦不惜也。由是经籍复全。循是推之，则《五经正义》再刊当在绍兴九年以后，二十一年以前，再证以庙讳之阙避，雕工之姓名，刻书之风气，益足推勘得实，不必侈言北宋监本为重也。
可见此本源于北宋监本无疑，在体例上也与唐写本一致，即全书未录经、注全文，仅标示起迄位置，疏文也以“正义曰”题头，这些都与唐写本相同。这说明，《周易正义》单疏本在现存的各种传本中，是与唐写本原貌相当接近的一个刻本。
不过，应当指出，宋刻单疏本未附王弼《周易略例》，是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从其文句来看，单疏本也有重要参考价值。翁方纲题跋云:
《正义》旧刻非一本，如乾《彖》传云:“《彖》者发首叹美。”昔尝与卢抱经校此句，抱经谓:“《彖》者‘者’字旧本或作‘有’。”今见此旧本或作却作“者”。大有《彖》下监本、汲古阁本皆云:“九二上与五为体。”此宋椠本云:“九二在乾体。”又如《系辞上传》第三章下:“《彖》谓卦下之辞，总说乎一卦之象也。”监本、汲古阁本诸本皆脱去“卦下之辞总”五字，惟此本有此五字，然“总”字此本作“言”。《系辞下传》“恒，杂而不厌，下不被物之不正”句，监本、汲古阁诸本皆作“不正”，抱经云:“旧本作‘厌薄不如不正’为长。”今此本却作“厌薄”。若此类不可枚举，皆极有资于考证者。由此可见，若须勘正《周易正义》文字之异同，此本绝不可缺。
这一源于北宋监本的复刊本，其体例、格式当与北宋监本一致。傅增湘注意到此本卷数与《周易正义序》、《旧唐书·经籍志》所载《周易正义》卷数一致，认为此本与唐传本原貌一致。事实上，这一结论是有待商榷的。我们知道，《新唐书·艺文志》所著录《周易正义》为十六卷本，这说明从唐初至宋初漫长的三百余年的历史中，《周易正义》传本体例亦有较大的变化，简单通过卷数相同认定此本与唐传本一致，至少是有失严谨的。有鉴于此，对于北宋十四卷本的来源问题，显然有必要加以探讨。
关于这一十四卷本所据的底本，不出两种可能:或沿袭五代旧本，或为宋初官方学者修订而成的新传本。不过，考虑到宋刻《周易正义》单疏本卷尾列有的参与修订和校勘人员名单，明言这些学者的职衔或是职责，主要在于“勘官”、“详勘”、“再校”、“都勘官”以及“都校”等。可见端拱年鉴的修订，主要在于校正文字。或者说，这一与唐官方传本存有体例上差异的北宋国子监本《周易正义》，很有可能是沿袭五代旧本而成。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北宋国子监本出于五代旧本的看法，也仅仅是推测。不过，这一推测并不是毫无依据的。关于这一点，《宋朝事实类苑》“江南书籍”条目下的记载，似乎能为我们提供一些线索:
雍熙中，太宗以板本九经尚多伪谬，俾学者重加刊校。史馆先有宋藏荣绪、梁岑之所校《左传》，诸儒引以为证。祭酒孔维上言，其书来自南朝，不可案据。章下有司检讨，杜镐引贞观四年敕:“以经籍讹舛，盖由五胡之乱天下，学士率多南迁，中国经术浸微之致也。今后并以六朝旧本为正。”持以诘维，维不能对。王师平金陵，得书十余万卷，分配三馆及学士舍人院，其书多雠校精当，编帙全具，与诸国书不类。(明抄本注“谈苑”)
这一记载的前半部分，所记的乃是北宋初期官方九经中《左传》的传本问题，可略而不论。而这一记载的后半部分，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即南唐“其书多雠校精当，编帙全具”。既然如此，宋代官方雠校九经及疏解本，就有可能参考甚至沿用南唐的传本体例。
上述结论，尚待进一步验证。不过，北宋《周易正义》官方传本的渊源如此不明，正说明问题至为重要，有待更为深入地探讨。
三、宋本《周易注疏》合刻本
《周易正义》为解经释注的疏文，所以无论是《周易》单经本还是经注并行本，《周易正义》都是依附于经文的，不可能独立于经文而自成一个系统。五代及北宋时期的《周易》传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经文单行本，另一种是经注合编本。北宋并未出现较为完整的经、注、疏文合写的传本形式，而只有注、疏的节抄本，《郡斋读书志》录有“《周易口诀义》七卷”
(《崇文总目》作六卷)，并对此书略加说明:右唐史证撰，钞注、疏以便讲习。田氏乃以为魏郑公撰，误也。这里所说的“钞注、疏以便讲习”，是为了士子科举应考之便，而将注文和疏文加以抄录，从而形成一种便于记诵的“口诀”形式。从思想史来说，此种著作无甚意义。而从《周易正义》传本沿革上讲，这一传抄体例却可说是《周易》经、注、疏合编体例的渊源所在。
《周易正义》正式出现经、注、疏合刻的形式，一般认为始于南宋两浙东路茶盐司刊刻的《周易注疏》。这一本子一般简称为越州本(越刊本)或八行本，现藏于北京图书馆。据李致忠先生介绍，此本在元代有过修板，故又称为宋元递修本。关于此本刊刻的时间，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李致忠先生根据书末的陈鳣跋文以及文字避讳情况，认为此书应刊刻于南宋建炎(1127－1130)、绍兴(1131－1162)年间;二是向宗鲁先生根据同属两浙东路茶盐司刊刻的《礼记注疏》中的黄唐跋文，文中提到《周易注疏》已刊刻发行，鉴于这一跋文作于绍熙(1190－1194)年间，故认定《周易注疏》刊刻时间应稍早于绍熙。这一结论与日本学者长泽规距的看法一致，后者根据刻工姓名推论，刊刻时间大概在淳熙(1174－1189)年间。不过，根据笔者的考察，《周易注疏》对于“敬”、“桓”、“贞”、“恒”、“慎”等讳字，没有完全避讳，实际上，书中对于“敬”、“恒”等字亦有多处并未避讳，“慎”字间不避，可见不能仅仅29避讳情况确定此书刊刻于孝宗时期，即建炎、绍兴年间。若据刻工而言，参与《周易注疏》的刻工，绝大多数为南宋中叶时期的良工，部分为南宋初期的名工，以此可见，《周易注疏》刊刻颇费时日，定淳熙为刊刻时期，也恐有窒碍。以隆兴(1163－1164)、乾道(1165－1173)、淳熙为限，则较为妥当。
越刊本《周易注疏》值得注重者，在于其体例格式与《周易正义》唐写本及临安府刊本较为接近。更为主要的是，越刊本虽与阮元本同为注疏合刻本，但并无阮元本迁就经注而分裂疏文的弊病。根据上节对越刊本、府刊本、阮元本与唐写本《周易正义》残卷的比照，便不难发现越刊本的疏文格式与唐写本、府刊本几乎一致。
例如贲卦《彖》辞王弼注的疏文，唐写本全抄其所疏的注文，为“坤之上六，来居二位，是柔来文刚也。乾之九二，分居上位，分刚上而文柔之义也”。越刊本标为“坤之上六至之义也”，与唐写本残卷全同;阮元本则统标为王弼注文全句，为“注刚柔不分至小利有攸往”。而根据唐写本，疏文并未释“刚上文柔，不得中位，不若柔来文刚，故小利有攸往”一句。可见阮元本与唐写本的差异，是很明显的。
我们知道，《周易正义》标注所疏注文的起止位置，并非只是一个简单的体例问题。《周易正义》于王弼注文，虽根本推崇，然亦有部分未安处，孔疏碍于“疏不破注”的惯例，对于在思想上与王弼不相一致的注文，往往采取回避不疏的办法，从而出现未疏或仅疏王弼注部分字句的情况，这提醒我们不能忽略疏解注文的起迄位置对于研究《周易正义》义疏思想的参考价值。例如，坎卦《彖》辞王弼注“坎以险为用”一句，疏文未置一辞。此段疏文抬头，越刊本标为“注言习至重险也”，未标“坎以险为用”，符合疏义。阮元本标为“注坎以险为用至习乎重险也”，则所误甚矣。笔者略检越刊本与阮元本标示注文疏解的起迄位置，除贲、坎二卦《彖辞》王弼注疏文外，另有如下十数例不同之处:
坤卦六二爻辞王弼注疏文
师卦六五爻辞王弼注疏文
恒卦卦辞王弼注疏文
恒卦初六爻辞王弼注疏文
恒卦九三爻辞王弼注疏文
大壮六五爻辞王弼注疏文
晋卦《彖》辞王弼注疏文
晋卦六二爻辞王弼注疏文
晋卦六二爻辞王弼注疏文
睽卦上九爻辞王弼注疏文
蹇卦九五爻辞王弼注疏文
损卦六四爻辞王弼注疏文
损卦六五爻辞王弼注疏文
益卦六三爻辞王弼注疏文
注疏合刻本王弼于《周易 明象》说，诚有便于学者，若为合刻而移易过甚，扭曲孔疏原意，则反不如单疏本。越刊本为注疏合刻祖本，故其体例、格式仍能大致遵从《周易正义》原本体例，此即越刊本价值之所在。
四、阮元本《周易正义》
阮元本《十三经注疏》，几为文史学者案头不可一日无之书。其中，《周易正义》校勘不精，阮氏子弟已感未安。考察《周易正义》所根据的校勘本，有如下几种:单经本有唐开成石经本;单注本有岳本、古本与足利本;单疏本据钱遵王校本(简称“钱校本”)，这一校本乃参考单疏本一、单注本二以及注疏本二而成;阮元本所参校的注疏合刻本，则有明钱保孙求赤校影宋本(简称“钱本”)、十行九卷本(简称“十行本”)、闽本(简称“闽监本”或“南监本”)、监本(或称“北监本”)以及毛晋汲古阁本。
关于其选择底本的渊源，阮氏于《重刻宋板注疏总目录》中曾说:元旧作《十三经注疏校勘记》，虽不专主十行本、单疏本，然大端实在此二本。至于以十行本为底本的缘由，阮氏亦有介绍:逮两宋刻板浸多，有宋十行本注疏者。……其书刻于宋南渡之后，由元入明，递有修补，至明正德中，其板犹存。是以十行本为诸本最古之册。
阮氏以十行本最古，故以其为底本。不过，应当指出的是，阮氏这一看法有误，十行本绝非最古之本，更非善本。向宗鲁先生曾以宋监本《周易正义》单疏本较十行本，认为十行本在体例上就有六类谬误:改易卷第;分割疏文;文理不贯;多所脱漏;以注为疏;妄改标题。这些错误中，像“改易卷第”、“妄改标题”之类，尚属小疵。不过，十行本迁就经注而妄断疏文，乃为大害，由此而造成文理不贯，文字脱漏以及注疏相混，势必难免。更为主要者，十行本任意割裂疏文，其所标起止，遂致上爻之象与下爻之辞，混合为一。笔者根据向先生所述及的脱漏、以注为疏以及妄改标题等问题，考察越刊本，发现越刊本均没有这类错误。从这点来说，越刊本确实是优于阮元本。
阮元对于十行本分割疏文的体例，虽然意识到这与宋本不同，但并不以为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因而仍以“究失旧第”的十行本为底本。《周易注疏校勘记》卷一“正义曰夫子所作《彖》辞”条下云:按:自此以下，钱本揔在注“各以有君也”之下。盖每一节末下接正义。又，释经都毕，然后释注。钱校单疏本注疏本亦同，十行本、闽监、毛本每节内每段分属。虽便读者，究失旧第。
阮氏认为仅失原本疏义的编次而已。相较而言，卢文弨则认识到这一体例的弊端:毛氏汲古阁所梓，大抵多善本，而
《周易》一书，独于《正义》破碎割裂条系于有注之下，致有大谬戾者。卢氏所见，出于阮氏之上。至于阮元所主的单疏本，为钱遵王校本。值得一提的是，钱遵王校本与钱求赤其人，似乎颇有渊源。陈鳣所跋的《宋本周易注疏》(越刊本)，原缺卷首，陈氏据钱求赤所藏的影宋钞本补全，并抄录了钱求赤的影宋本跋文，其中有云:予所获单疏本一，注疏合刻本一，又单注本二，皆宋刻最精好完善者，真天下之至宝也。家贫古书尽鬻于人。惟留此钞本，惜之不啻如宝玉大弓。后有识者，当知吾言之不诬也。
钱求赤所藏的单疏本一、注疏合刻本一、单注本二，钱氏尽售于他人。而钱遵王校本，所据恰为单疏本一、单注本二和注疏本一。如此巧合，颇值得注意。
至于《周易正义》的题名问题，宋刻单疏本题为《周易正义》，其疏文题头与唐写本均以“正义曰”标示，说明《周易正义》为其原名，自无疑问。唯注疏合刻之后，题名始发生变化。陈鳣所跋的越刊本首卷抄录的钱求赤影宋本，题为《周易注疏》，此名实沿用至今。而闽本、毛本题作《周易兼义》，阮元《周易正义·校勘记》卷一云:按《兼义》字，乃合刻注疏者所加，取兼并正义之意也。盖其始注疏无合一之本，南北宋之间，以疏附于经注者，谓之某经兼义。至其后则直谓之某经注疏，此变易之渐也。阮氏之见，有是有非。以“兼并正义”解《兼义》，颇为得当。而阮氏以为注疏合刻始于南北宋交替之时，是其非。且《周易注疏》之名，未必迟于《兼义》之名，此又不可不辨也。综上所述，《周易正义》单疏本于体例、字句上，自有相当价值，阮氏自谓重视钱遵王校本，恐怕仅在其文字一端。乔衍琯先生根据南宋监本《周易正义》单疏本，复校阮元本，认为重要出入，阮氏已经标出，阮元本已可差强人意。这可从侧面说明，阮元本间接地吸取了宋刻单疏本的优点。不过，即便如此，仅文字舛误而言，阮元本可议之处仍不少。王克让先生以毛本、四部丛刊本略为检校阮元本，指出二十五处错误，笔者以越刊本复校，发现越刊本全无此二十五处谬误。由此可见，即便文字而言，阮元本亦非善本《周易正义》。更何况，阮元本在体例上，与唐、宋传本存有较大出入。这些都说明，以越刊本为底本，重校《周易正义》，取代现通行的阮元本，实属必要之举。
